人民大学报告-后危机时代最应关注外部政治风险.docVIP

人民大学报告:后危机时代最应关注外部政治风险 人民大学报告:后危机时代最应关注外部政治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再平衡与中国定位”论坛上联合发布了主题报告:“中国宏观分析与预测报告(2017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报告指出,虽然当前国际经济的大格局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但是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中仍然面临着诸多外部风险,需要谨慎应对。 全球经济大格局不会发生本质变化 报告指出,从201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能在2年左右的时间中就出现复苏的迹象,以及这次经济危机并没有引发全球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情况来看,这次危机的性质属于总危机爆发之前的周期性危机的调整。在周期性的危机调整之后,国际经济的大格局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三方面变化 报告表示,在全球经济大格局不变的背景下,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主要表现在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各主要经济体相对实力的变化上。从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到经济复苏的现实过程来看,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有三方面的主要变化: 首先,欧美虽然在内部供求结构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由于美国的服务业中金融与商业相关的服务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这类服务业具有可贸易性,因此美国不可能彻底地放弃这一领域的贸易优势,转而去发展制造业。而在欧洲服务贸易的供给结构中,建筑业占据了很大比重,而这类服务也不具有可贸易性,当欧洲内部对服务业的需求增长低于供给增长时,欧洲内部资源从服务业向制造业转移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因此,欧盟内部的再平衡一方面会进一步摆脱美国的需求冲击,同时也会在全球失衡的格局中被边缘化。 其次,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先是发达国家内部的产业结构的调整,然后是发达国家外部贸易结构的调整,最后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发达国家进口产品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影响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发达国家进口贸易结构中技术构成的变化无疑会引起其他国家贸易出口结构以及贸易出口数量的调整,而从现实的调整方向看,由于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日本和德国为高端的产品制造业中心,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国家则为中低端的制造业产品生产中心。因此,伴随着发达国家进口产品技术含量的中端化,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出口数量将有所增加,而日本和德国的出口产品数量将有所减少。相应地,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仍将是世界贸易中的顺差国,而其在全球贸易顺差中所占的相对比例还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再次,尽管美国在本轮危机后的金融地位有所动摇,特别是美元在新增储备货币中的比重与美元汇率变动的相关性规律被打破。但是,欧洲要替代美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仍然不具有现实可能。同时,欧洲在本轮危机中的惨淡表现,给了东亚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变革过程中地位的提升留下了空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应该很好地利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机会。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四大外部风险 报告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再平衡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创造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然而,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中仍然面临诸多风险。 第一,国际分工格局中错误定位的风险。作为全球经济的外围制造业中国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因为本轮危机而改变。因此,中国在技术存量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不可能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创新中心、金融中心的转变。 第二,红利争夺的风险。中短期内世界经济的增长将在一个低水平的区间内波动运行。世界经济的参与国将会将关注点放在利益的分配上,其手段无非在于贸易保护和汇率调解,这两方面的压力会在未来不断地显现出来。 第三,流动性紧缩风险和外部需求的逆向冲击。一方面,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之后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的实施,中国所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必然趋紧。另一方面,中短期内,美国经济很难出现可靠的经济增长点,其对外进口需求已经很难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面临着较大的外部需求冲击。 第四,政治风险。报告认为,这也许是中国最需要关注的外部经济风险。因为目前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外部经济失衡,这种情况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中是第一次出现。根据历史的经验,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失衡的再平衡过程中,除了国家之间高度的经济依赖和联动性之外,共同的观念和制度协调框架是促使经济协调方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失衡的调节,非经济的手段也可能成为再平衡的可选择手段之一。 对中国未来经济政策取向的三点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给出了对中国未来经济政策取向的三点建议: 一,我国应在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推动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在流动性繁荣逐渐退去后,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不断趋紧的融资约束,提供必要的生产性资金,为国内产业的发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