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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不出庭作证”在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及其对策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司法实践表明，新的庭审制度在推行中最突出最难以解决的矛盾，可以说是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从普遍情况看，刑事案件审理中，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证人没有出庭。这种情况，造成侦查所获材料在庭审中大量应用。以至在有的地方，实行新的庭审方式不过是将审判长宣读证据材料改为公诉人宣读，使举证流于形式，使质证难以展开，使法官难以通过证人出庭审查证言的真伪，尤其在控方提供的证言与辩方提供的证言发生矛盾时认证困难。证人不出庭，又不能不使法官更加依赖于庭下阅卷，形成所谓“庭下默读审判”，从而造成一种新的“庭审走过场”。可见，证人出庭率低的状况正严重影响着我国庭审制度改革的力度和成效。 　　一、证人不出庭作证在法律制度上的原因 　　证人不出庭，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如作证补偿不足，证人保护难以实现以及老百姓法律意识不强畏证心理严重等等。而从另一方面看，法律未对证人出庭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这也是影响出庭率的重要原因。 　　其一是证人责任制度不健全。强制作证原则，是国际上普遍认可和实行的刑事诉讼原则，否则无以确立法律的权威，也无法保障诉讼的正常进行。强制作证的关键在于证人如无正当理由不出庭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以强制手段使其到庭、法庭判处监禁、罚金等。 　　如根据我国香港地区按照英国法例和法理制定的《刑事诉讼规则》第37条，如果法官有充分理由确信，证人不出庭没有正当的理由，或者证人在接到法官再一次出庭的通知后也不出庭，法官可以发出逮捕令，强制证人到庭。根据第36条等条款，证人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服从法院的证人传票或证人命令出庭并且作证，会因藐视法庭而受到简易罪的处罚。到庭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作证亦同。在处理方式上，有的国家和地区还规定由此而产生的法庭费用均由无正当理由不出庭者承担。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1项规定：“依法传唤而不到庭的证人要承担由于应传不到造成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科处秩序罚款，不能缴纳罚款时易科秩序拘留。对证人也准许强制拘传：……在再次应传不到的情况中，可以再一次科处秩序处罚”。然而，我国法律历来对强制证人出庭的责任制度缺乏可操作的规定。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实行具有控辩式特点的庭审模式，虽有原则要求，却仍无具体责任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不致受到法律的处罚，因此证人对出庭作证缺乏法律义务感，往往认为不必多此一举自找麻烦，使得证人出庭作证难以落实。 　　其二是没有作出排除传闻证据的规定，使得书面证言可以堂而皇之地直入诉讼殿堂，导致诉讼各方没有传召证人出庭的积极性，这是目前证人出庭少的重要制度原因。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4项，法院开庭审判前应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3日以前送达”。因此，依法证人应当由法院传召。而且，为实现公正，证人应当是法院的证人而不是当事人的证人，为保证对证人出庭的强制作用，由法院根据诉讼双方的要求向证人发出出庭通知，是实行控辩举证诉讼制度的通行做法。但为落实法院的传唤，包括为证人提供必要的作证条件，诉讼双方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的主要保障条款，是法律关于排除书面证言(传闻证据)的规定。如果证人不到庭，控辩双方将难以实施其指控和辩护，尤其是公诉人，将无法支持由起诉书提出的指控。 　　然而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却缺乏促使证人出庭的驱动力。这主要是因为刑事诉讼法未规定排除传闻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7条的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可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41条首先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下来又规定了经法院准许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几种情况，即“(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其中第四点可谓“大帽子底下开了小差”，而且是一个大大的“小差”。因为一切不出庭都可以用“其他原因”来解释。因此《解释》第141条可谓缺乏规范性而仅具象征意义的条款。在这种制度下，勿须费神费力地促使证人到庭，而且在证人不出庭时检察方面还可以充分利用由侦查、检察人员庭前所获证言，防止证人当庭作证时改变证言，因此，通常有利于支持控诉。 　　二、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的对策 　　我国新的以控辩举证为特征的庭审制度以证人出庭作证为有效与合理运行的关键。证人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需接受法官询问，才能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证人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以便辨别证言的真伪。因此，为切实推进庭审方式的改革，实现庭审的客观公正，应当提高证人出庭率。为此，可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解决： 　　一是改善作证环境，设置出庭条件。应赋予证人要求经济补偿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