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新问题.doc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新问题 　　郑成思教授曾指出：“知识经济必然、而且已经带来知识产权保护上全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又集中在网络的应用上。”正是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给网络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带来了一系列挑战。这主要表现在： 　　(一)侵权行为方式的新型化 　　传统模式下对著作权及其邻接权的侵害主要表现在未经权利人许可对他人的作品、制品进行物质性的复制和发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两条约合称因特网条约)均将“发行权”界定为“授权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录制的表演和录音制品原件和复制件的专有权利。”所以此“发行”的方式是特定的，仅指通过转移作品有形载体所有权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 [2]在网络出现以前，能使公众获得作品复制件或原件的行为只能通过在市场中出售、出租或出借作品的有形载体———作品的复制件或原件来实现。但网络出现后改变了这种传播方式，网络传播允许公众在线欣赏或下载作品，在客户端形成新的作品复制件，这种传播行为无需经过有形载体所有权的转移。根据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是“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可见上述“网络传播”行为与传统的“发行”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这种区别也体现在因特网条约中，条约除了规定传统的复制权、发行权等权利以外，为了应对数字网络技术的挑战，还通过授予著作权人和表演者及录音制品制作者“向公众传播权”来对通过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加以控制。因此，通过互联网络传输，不在传统发行权范围之内，而是著作权人的另一项独立权利。这也使得作品的传播方式从传统环境扩大到网络空间。在那些于著作权法中同时规定“发行权”和“网络传播权”的国家，对作品的“网络传播”和“发行”同样认定为两种不同的行为。正是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独立权利属性，侵犯该权利的网络传播行为应当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犯罪行为得到刑法的规制。 　　在数字网络环境下，权利人仅仅享有控制作品在网上传输的权利还不够，还需借助一定的技术实现自己的权利。即基于网络技术背景使知识产权权利的保护显得相对困难，要强化相应的保护措施和保护手段。比如人们开发了一系列信息安全技术：要求登记、设置密码、加设电子水印、设置防火墙等，以此限制他人访问自己作品，也可以防止他人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些技术的产生客观上要求法律对著作权人设置的技术措施进行保护。WCT第11条对于制止这种解密行为明确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规避由作者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技术措施。”WPPT第18条也作出了几乎相同的规定。上述两个因特网条约都将技术措施保护和权利管理信息保护规定为缔约方的义务，但没有对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刑事保护内容。因特网条约缔结后，面临网络著作权保护的新需要，各国掀起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浪潮，不少国家还将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也纳入刑法保护之中。美国的《数字化千年版权法》(DM-CA)作为回应数字网络技术挑战的法律，对规避技术措施和破坏权利管理信息的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以美国为范本，法国、英国、日本等各国(地)的对规避技术措施和破坏权利管理信息的相关立法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救济的刑事化趋向。我们应明确的是技术措施与权利管理信息并非上述条约规定的著作权和邻接权的权能内容，而是为保护这些权能防止其被侵害的“手段”。对技术措施、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趋势体现了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权利保护手段的强化，旨在保护权利人之相应权益的实际“兑现”。 [3]是否应将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破坏或更改权利管理信息行为作为新的侵权行为方式由刑法来规制，成为刑法保护适应网络著作权犯罪的新动向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危害后果判断的复杂化 　　传统环境下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危害后果判断主要依据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额等有形标准来判断，但由于知识产权是对无形财产的实际控制权，对它的犯罪构成仍采用一般经济或财产犯罪的标准是不恰当的。 [4]尤其在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更显复杂多样。一方面，由于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并非均为贪利型犯罪，即因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动机的多元化可能使侵权行为人的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很少甚至没有，但因伴随其他特征如侵权规模大，其社会危害性也会非常严重，这决定了需要考量更多的经济之外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由于存储介质不断更新，海量存储空间和极强的压缩技术，使复制品数量标准不具现实操作性。 [5]如网络环境下的“份”、“张”等计量单位如何明确?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