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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尹湾汉墓简牍》的性质 毕业论文网 　　《史学月刊》１９９９年第３期发表了朱绍侯先生《〈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一文，文章从东海郡都尉秩次高于太守，小县也设两尉，官职提升与镇压山阳铁官徒起义有关及武库存有过量兵器等方面论证，尹湾汉墓简牍所反映的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资料。因而认为“就不能完全以《简牍》为标准来判断其他文献资料的是非，不能说《简牍》所记的东海郡及其属下的38个县、邑、国的情况，它有的其他郡县也一定都有，它没有的其他郡县也一定都没有。”朱先生提出的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判断一个材料的基本性质是我们正确利用材料的关键。尹湾简牍出土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是非常少的。但仅基于上述论点，认为简牍只是东海郡非常时期材料的看法，还有进一步商讨的必要。所谓非常时期，就是说，东海郡处于一个战争时期或动荡与不稳定时期，因而简牍反映的是特殊时期的状况，不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对此有不同的认识。 　　一、 关于《集簿》的性质 　　《集簿》记载了东海郡所属县、邑、侯国、都官、乡、里、亭、邮的数目，郡的东西南北界限，吏员总数和太守府、都尉府的吏员数目，令、长、相、丞、尉、侯家丞及其属吏的总数，东海郡的户口总数，提封田总数，年龄构成状况，钱谷出入状况，获流数目，春种树，以春令成户状况等。关于《集簿》，《后汉书·百官志》云：“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簿。”这个《集簿》与《百官志》及胡广所云虽互有出入，但大体相同。所以整理小组认为“可能是东海郡上计所用集簿的底稿或副本”的观点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它与汉代计簿的基本形式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如果说《集簿》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材料，那么在《集簿》中最应该突出反映的是本年东海郡的“盗贼”情况，但恰恰这一点在《集簿》中却无一字出现，这个现象值得注意。我以为《集簿》不载，并不是说东海郡没有“盗贼”，而是因为东海郡并不是元、成时期几支起义队伍的原发地，所以它也没有必要在本郡的计簿中记载。当然东海郡肯定参与了平息这几次起义的行动，特别是山阳郡铁官徒的起义，作为“功绩”已被记载在《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了。此外，对于一般“盗贼”，也有报喜不报忧，或者有其它处理方式的可能性 。 　　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东海郡的确没有大的起兵活动，所以《集簿》本身看不出东海郡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编写者也没有意图反映自己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当然，作为官方文书，无论如何都很难反映真实的，《宣帝纪》就明确说过计簿的欺瞒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获流”是否反映了东海郡当时的特殊性呢？我以为也不能，流民问题是西汉元、成以后一个普遍的社 会问题，非东海郡所独有。从文献资料看，武、昭、宣时代还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来解决即将成为流民的生活问题，但元、成时期政府似乎是无能为力了。我们试举以下一些材料说明： 　　《汉书·贾捐之传》：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 《汉书·于定国传》：然上始即位，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关东流民饥寒疾役。 　　《汉书·天文志六》：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关。 　　《汉书·成帝纪》：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 　　《汉书·谷永传》：比年丧稼，时过无宿麦。百姓失业流散。 　　 流民的去向肯定是寻找能够安身立命之地，东海郡“获流”恰恰证明当时东海郡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所以流民才流入东海郡，这也是郡政府的一项政绩。朱先生认为“获流”之流民只是东海郡本身的回归流民，我以为是不完全的。但即便是本郡回归之流民，也说明东海郡在周郡动荡之时，政治与社会的相对稳定。 　　由于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过除《集簿》以外的其它较为完整的上计或类似上计的材料，因此我们无法断定这个计簿是否具有非常时期的特殊性，仅就用它来与文献资料中相关的零散记载来比较，我们还不能说它是一个非常时期的计簿。 　　二、关于太守和都尉的秩次问题 　　先谈太守的秩次问题。朱先生听说由于简牍的整理清洗才使简文上“比”字变得模糊难认，经用放大镜察看仍隐约可以看到“比”字，因此东海郡太守的秩次比都尉的秩次低了两级，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反常情况。我们知道尹湾简牍的最后定稿，是利用了复旦大学二系的红外摄像与计算机模糊图像处理技术，经这项技术复查、补释和改正了七百余字，所以漏释这个“比”字的可能性不大。我也与简牍的整理者之一谢桂华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确难断认为“比”字，正因为此，宁可不释，也没妄释。这无疑是科学的态度。当然释文不是定论，其他看法都是可以的。 　　关于汉代太守的秩次与地位，二千石是通则，但具体情况又很复杂。《汉书·宣帝纪》如淳曰：“太守虽号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