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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述评 　 内容提要：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不断走向成熟。本文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沿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从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两个方面来进行。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是各国政府努力的方向。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各个时期、各个学派受到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这种影响是正还是负?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系统内生因素决定的，政府支出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水平等内生变量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此，政府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入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也不断走向成熟。 　　 　　一、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脉络 　　 　　有关政府支出的最早文献是16世纪20年代威廉·配第的《赋税论》，威廉在文中指出，政府必须履行公共支出的职能。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活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它为了履行职能而耗费社会财富会妨碍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的积累，因此，政府要尽力减少公共支出，仅用来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来履行国家的义务。随后的大卫·李嘉图也宣扬了类似的思想：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基本上无影响。可见，在古典理论阶段，关于政府支出的研究不多，只是存在思想萌芽。，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府投资需求思想，他认为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应该扩大投资性支出，以通过乘数效应带来收入和人员就业的成倍增加。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通过一般均衡分析法，对公共产品供给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描述，发表了关于政府支出的经典论文。自此，政府财政支出的研究进入财政学领域的正室。 　　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和怀曼斯(1961)提出了“梯度渐进增长论”，对财政支出问题进行了剖析。“梯度渐进增长论”认为，在正常年份公共支出呈现一种渐进的上升趋势，只有当社会经历激变时(激变可以是战争、经济危机或其他灾害)，公共支出才会急剧上升，而过了激变期，公共支出水平就会下降，但一般不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因此在政府支出的统计曲线上，呈现一种“梯度渐进增长”的特征；1969年，德国财政学家查理·马斯格雷夫年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政府投资支出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初始阶段，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投资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以便为经济“起飞”阶段打下基础，之后政府将继续进行公共部门投资并使之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支出的范围也不同。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支出的重点是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后支出重点转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阿罗和库尔兹(Arrow，Kurz，1970)最先将政府支出引入经济增长研究中，他们认为外生的政府支出的变化仅影响经济转移动态，而不会改变经济的稳态增长率；1990年，罗默开创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他在“知识外溢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可以提高资本和知识积累水平(1986)，他在“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型”明确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对研究开发的促进作用(1990)。至此，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走向成熟阶段。 　　巴罗(Barro，1990)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政府支出的变化会显著影响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当政府增加消费性支出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会下降；当政府增加生产性支出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起初会上升，但最终还会下降；Landou也通过对经济平均增长率的回归分析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府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Battaglini和coate发现当税率、政府债务以及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处于合理水平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arth和Bradley发现实际GDP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负相关；Batro(1990)以及Barro and Sala I Marti(1992)提出的“生产性政府服务公共品增长模型”和“拥挤性公共品增长模型”认为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私人资本具有互补性，他们直接把公共支出流量纳入生产函数，并进一步强调政府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之后经济学家们通过一般均衡或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深入研究了政府支出的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