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最新整理]【沙盘游戏】沙盘游戏在边缘型人格障碍治疗中的应用.docVIP

【沙盘游戏】沙盘游戏在边缘型人格障碍治疗中的应用 文| 维托·拉·斯贝纳人本主义思想置“形成”于人类经验的核心，因此强调的不是人的本体，而是处于时空变化的世界当中的存在。沙盘游戏治疗是一项心理分析技术，在讨论它在治疗边缘型人格障碍（BPD）中的一系列有关应用之前，我想就下列问题做少许的解释。——精神病学；——恰当治疗的概念模型；——病人/治疗师的相互关系。病理形态构成微观的内部世界与宏观的外部世界相互关联，这种相互关联表现为梦与精神病主题的不断变换。在患有视觉幻想症的病人中，魔鬼和上帝都已经转换成飞碟。在错觉里，那些被指责有插入或者窃走思维的力量，如果以巫婆或魔术师的形式存在的话，则较少被鉴别到，如果以电视机或者激光波的形式存在的话，则较多能被鉴别到；在梦里，马的意象更多地被摩托车的意象所替代。上述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通过所有的精神表现而反映出来，既是适应性的，又是病理性的。因此，在精神疾病里，在处理这些变化的理论模型中，以及在支配病人与医生的内部关系的交流角色与模式中，都能发现这些变化。在19世纪后半叶，“癔病”——（今天的标准诊断系统ICD-10和DSM-IV同时不再将癔病作为单独的体系来分类）是一种被描述得最多的精神障碍。在1920年和1990年之间，癔病已经和“先天精神病”没有什么差别了。先天精神病在从事精神病治疗的团体中散发着巨大的魔力，以致产生了以理论假设为前提的精神分裂症的病情分类。后来这种理论假设被认为是不成立的、人为的和主观的（Boyle，1990；Maj，1998）——大体上与各种各样的原先被认为是单独体系的精神病综合症状是相同的（Rossi MontiStanghellini，1999）。最近，人们注意到BPD的持续增多，BPD在传统分类上被定义为“假性神经症精神分裂症”(HochPolatin，1949)，但是现在已经被DSM-IV列入轴的疾病系列当中了。同时，它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疾病的“垃圾箱”了，被频繁和可怜地使用着。那些还未被明确诊断的病人，可能会因未找到更好的病名而被冠以“边缘”的标签（Gabbard，1994）。治疗中概念模型的转变抗精神病药物（包括治疗焦虑的药物、抗抑郁药物、抗精神病药物、镇静剂，现在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已经减少了很多）应用的扩大化促使精神病专家还有病人及其家人认为药物治疗是任何一种治疗的基础。在这里，我不想以任何方式去否认或者贬低药物疗法的作用。药物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它在成功治疗的个案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必要的时候，我会对我那些明明需要药物治疗却又害怕对药物的依赖性增强的病人说：“你看”，我告诉他们，“我自己的近视眼好厉害，没有眼镜的话就不能够认出你的脸来了。所以为了看得清楚，我真的需要戴眼镜。当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我是依赖我的眼镜的，相反，我想到了生活在今天，生活在当今的年代是多么的幸运！如果我生活在一千年前，我不可能有多大作为的，我只是一个近视眼。而现在，药物就像是眼镜，它们是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见世界的工具。”但事实上，虽然一般来说抗精神病药物是必要的，但这并不能暗示着单靠这些药物就能有效地治愈病人，恰恰相反，如果不辅以适当的心理治疗的话，药物只会变成一个枷锁（例如，习惯性、固定方式等），一个人们很难摆脱的枷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病人会需要服用药物很多年，甚至数十年。有的时候，病人会将他们的用药变成他们所认为的障碍症状之一来进行治疗。同样，只要治疗师和病人都将药物的作用看作过渡性的话，“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不一定象征着将一个非人类客体变为‘医生——病人’关系的指令（Searles，1976）”。药物是由医生（不总是精神病专家）开给生活在特殊的社会和家庭环境里的病人（病人可以接受、拒绝或者与医生协商用药）。药物的供给是医生、病人与环境之间的一个在高度复杂的方式下相互作用的场景，而且这也受到精神病理学特定的自然属性的影响(ivoli，2001)。例如在BPD的个案中，病人可能会无意识地将药物当成是母性的代替者，或者作为一个反抗精神病专家或者环境的工具，或者作为从隔离的体验中找到信念的一种途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成是固有的情况，而且构成了病人工作的一部分。这些是治疗师所必须知道的，而且要有效地找到它的特征，并按有利于病人的方式加以解释。然而不幸的是，在开药时，医生也可能被一些无意识的因素所影响，这些无意识因素与医生对病人或者环境的尊重有时候是统一的，有时候是对立的（参见：Clarkin，YeomansKemberg，1999）。医生——病人关系太紧张时，自然会不可避免地建立移情和反移情的复杂关系网，这可能违背治疗的设置。况且，希波克拉底誓言（医生在取得行医资格时保证遵守医生道德守则，译者注）证明在中世纪前人们就已经知道这种现象了。即使“生物学”派的精神病专家也可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