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树之果.docVIP

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中有一个较为著名且颇具特色的“毒树之果”法则，其源于1939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纳多恩诉合众国案的裁决。在该案中，被告人纳多恩被指控有欺骗国内税收署的行为，而公诉方的主要证据就是执法人员通过非法的电话窃听记录下的被告人与他人谈话。初审法院判决纳多恩有罪，但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理由是该电话窃听录音不应采用为证据。检察官换了个罪名重新起诉，但仍以该录音为主要证据，初审法院再次判决纳多恩有罪，但最高人民法院再次毫不手软地推翻了原判。最高法院在其裁决中指出：一旦执法人员初始行为的违法性得到确认，被告人就应该有机会“证明针对其指控的实质部分是毒树之果”。根据这个规定，执法人员通过不合法的程序所取得的材料，均不得在审判中作证据使用， 尽管这些材料有可能或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犹如毒番石榴树注1而获得的证据材料犹如树的果实，尽管那果实既好看又好吃，但是其毒素会伤害机体—司法系统，因此司法系绝不可“食用”。1965年，亚利桑那州的欧内斯·米兰达在州法院根据他在警察局的供述判定他犯有绑架罪和强奸罪之后，就是以自己在接受审讯时没有被告知自己有反对自我归罪权和会见律师权为由提出上诉，最终使联邦最高法院撤销了亚利桑那州法院对米兰达的判决。该案例后来衍生为著名的米兰达规则注2。1995年在美国被称之为“世纪审判”的奥伦塔尔·詹姆斯·辛普森杀人案的审判中，在以检察官布格里奥奇为代表的控方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认为辛普森有罪已铁定的时候，以艾伦·德肖微茨为代表的辩方律师却通过对警方取证方式及违法行为的揭露，最终使得那些“铁石”之证毁于一旦，辛普森奇迹般地逃脱了厄运，这都 是“毒树之果”法则在美国司法制度中倍受推崇的实例。　 　　当然，是否所有的“毒树之果”都必然有毒，毒性的大小能否一概而论，即使在美国也是有争议的。但对于用违法手段取得的供述为“毒树之果”中的“剧毒之果”这一点，大家的认识却是一致的。所谓违法取得的供述，是指在刑事诉讼法有关对被指控的人讯问时应当遵守的原则和程序规定取得的供述。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规定：“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认自己意志的自由，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禁止以刑事诉讼法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禁止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相许诺……对违反这些禁令所获得的陈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末对违法取得的供述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作出明示，但在第四十六条已有了“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然而这并不足以引起某些司法机关的重视，“被告已经承认了”这句话仍是那些在其他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控、审人员坚持认定被告有罪的挡箭牌，并且他们极少理会被告是在什么情况下“承认”的。因此，能否明确地、坚决地将违法取得的被告人的供述从刑事诉讼证据中排除出去已逐渐成为我们刑事诉讼法学讨论的重要问题。　 　　首先，将违法取得的供述从刑事诉讼证据中排除出去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与国际接轨的需要。1986年12月12日联合国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确属酷刑逼供作出的陈述为根据。另外，世界上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违法取得供述”排除在刑事诉讼证据之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毫无疑问将不断地向更高文明、民主的方向发展，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规律，使惩罚犯罪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尽可能 地统一起来，将排除违法取得供述作为一般的证据原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其次，将违法取得的供述从刑事诉讼证据中排除出去，是维护宪法尊严并保证其实施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违法取得供述很容易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会使嫌疑人遭到精神上或肉体上的痛苦，而那些用来取得供述的违法行为都不同程度地违反了宪法的规定。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对于违宪行为不严加禁止，不仅会使宪法在国民中失去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甚至还将严重影响到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任何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使公民人身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受到损害的违宪行为，都应严加禁止。　 　　第三，将违法取得的供述从刑事诉讼证据中排除出去，是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的需要。古今中外的刑事诉讼史无不充分地证明，依据侵害嫌疑人的精神和肉体等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供述定案，极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对于真正的犯罪人来说，即使依法审讯，由于他企图逃避或减轻罪责，其陈述总是少不了虚假的成份。而对其采用非法手段时，又往往正是侦察人员在未能取得充分证据，或认为被讯问人隐瞒了更多、更重要的犯罪事实之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