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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诉案对《罗马规约》第13条（b）的整合解释 作者:宋健强 | 发布时间:2007-12-24 16:05:34 | 阅读数: 749 [本文发表在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2卷，第493-536页，CSSCI刑法学专业权威集刊，法律出版社2007年9月版； 本文曾经是作者在“关注国际刑事法院的实际运作”国际会议（2007年2月4日至5日，北京友谊饭店，加拿大刑法改革委员会、国际刑事法院联盟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上的中心发言底稿全文，此处再次发表未作任何改动； 本文的写作与发表得益于哈工大法学院院长赵海峰教授的持续性鼓励、鞭策和支持——尽快占领法学核心学术地带，在此谨表谢意！ 本文在此重新发表，特向赵秉志教授和王秀梅教授致以诚挚的敬意！] 苏丹诉案对《罗马规约》第13条（b）的整合解释 宋健强* 目 次 一、实事解释之一：检察官何为？ 二、实事解释之二：大国何求？ （一） 美国何求？ （二） 中国何求？ （三） 英美等11国何求？ 三、规范解释之一：解读1593号决议 （一）符合国际刑事法治要求的段落 （二）存在疑问的段落 （三）ICC到底该不该接受“提交”？ 四、规范解释之二：对第13条（b）的目的论解释 五、学界的现实反映：前进抑或倒退？ 六、结论：价值论的展开 《罗马规约》第13条规定了三种案件启动机制，其中的（b）项就是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动而向ICC提交犯罪情势。达尔富尔案件正属于此类法定启动方式。与其它两种启动方式相比，这种启动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本条没有任何说明。但是，第14条、特别是第15条分别对其他两种启动方式作了进一步规定，这就使得第13条（b）项的规定显得越发简单。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安理会提交情势，是否需要满足其他“可接受性标准”（例如第17条等）；第二，安理会提交情势，是否需要尊重补充管辖原则？（例如第1条等）据沙巴斯介绍，鲁斯B.菲利普斯在1999年就曾著文认为，这是“罗马大会故意遗留的未决事项”。[①]此外，罗珊娜.利普斯考博也指出：许多学者都持有同样观点。[②]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成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安理会提交情势，是否需要尊重第12条的规定（条约效力）？根据该条第1款规定，《罗马规约》只能对当事国适用；该条第2款不适用于安理会提交情势；该条第3款是对非当事国自愿接受管辖的规定，也不适用于安理会提交情势。因此，由于苏丹没有自愿接受管辖，它也不是规约当事国，那么，ICC能够对它行使管辖权吗？安理会提交情势，ICC就可以不受第12条约束吗？只有这一问题得到解决，我们才能继续讨论“补充管辖原则”应否适用问题。当然，实践的现场叙事也可能同时给出答案。 ICC已经接立了四个案件，用奥坎坡检察官的话说：ICC已经进入法官造法的兴奋期。[③]但是，没有哪个案件会比苏丹案件更特殊：安理会已经处理了多年，各种措施基本用尽，但多是无功而返。有人认为：由于美国长期反对ICC,安理会能够把达尔富尔情势提交给ICC，这对国际社会是个不小的震惊。[④]苏丹尚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本来可以再“观察”几年（就像剩余88个国家一样），不料却被安理会“一掌”推进了ICC，位置不是缔约国席位，而是被告席。除了明确许多复杂的程序问题外，法院将解释对其运行至关重要的、但却是被罗马大会的谈判者故意留下的含糊规定。[⑤]达尔富尔案件是一个万花筒，因此沙巴斯才会说：国家操纵直接危害赢弱平民和少数民族的暴行，正是创设ICC的真正打击目标，达尔富尔情势更接近这样的范例。然而把案件送到ICC的，却是一个弊端重重的安理会决议。现有一种忽视这些弊病的强烈趋势。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尽早解决，它们必将损害起诉活动。[⑥]本文采取倒置范式展开讨论：先拟讨论最前线的检察官行动，再拟讨论最抢眼的美中立场，又拟回到安理会第1593号决议，最后到达《罗马规约》第13条（b）。讨论中可能需要不断往返于四者之间。苏丹情势已路人皆知，[⑦]本文不再饶舌，直接进入讨论主题。 一、实事解释之一：检察官何为？ 2006年12月14，检察官奥坎坡先生向安理会做了最新报告。[⑧]关于案件的“可接受性”问题，检察官这样解释： 2005年6月，检察官办公室就达尔富尔问题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做了第一个汇报，并强调指出：作为一种最后手段，ICC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采取行动：（1）就法庭诉案而言，尚不存在任何国内调查或起诉行动；或者（2）虽然正在进行或已经存在此类调查或起诉，但是由于存在不愿或不能进行真正的调查或起诉，此类调查或起诉不值得考虑。（第1段） 这种陈述表明：在检察官的心目中，“补充管辖原则”对达尔富尔案件还是适用的。否则，检察官就完全没有必要在此过多馀墨。那么，苏丹政府究竟做了什么？这些行动是否属于检察官“不值得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