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空间合作社的意外后果教案.docVIP

乡村公共空间合作社的意外后果 张纯刚等: 【摘 要】:?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以专业性为特征的经济组织，在具体实践中却表现出地方化与边界模糊化的特征。基于此特征的合作社发展历程在客观上使社区内生成了新的公共空间，并提供了公共空间得以维系的条件。但构建社区公共空间并非合作社代理人的初衷，而是合作社发展隐性功能的体现，是作为合作社发展的意外后果而呈现的。合作社在实现经济功能的同时，它所体现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满足了人们交往、休闲、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合作社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合作社可能成为乡村社会整合的一种实践性策略。 【关键词】:?公共空间;?发展实践;?合作社;?隐性功能;?意外后果 学界对乡村公共空间议题的关注颇多，并有研究者开始将公共空间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如韩国明等就在研究中区分了乡村公共空间的空间、时间、开放三种维度，并基于此，认为乡村公共空间在农民合作行为的发生以及合作组织成立后的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强调公共空间对合作社生成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生动力的解释。但本文认为，合作社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可能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间的关联机制尚需深入考察。 公共空间这一概念源自哈贝马斯，在国内具体的研究中往往被赋予情境化的涵义。本土研究中较为广泛采纳的公共空间被界定为两个层面:?一是指社区内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二是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2］这显然既涵盖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早已存在的如“村肆”“祠庙”“茶馆”“舟中”［3］等公共场所一类的实体空间，也囊括了晚近发展起来的“民间组织”［4］等制度化组织、制度化活动一类的制度空间。 在本文中，亦采用前述涵盖实体空间和制度空间两方面内涵的公共空间定义，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四川省大溪村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水稻合作社)?的发展实践历程为例，从微观层面考察合作社与公共空间的内在关联。本文试图说明的是，与合作社的发展历程相伴随出现了新的社区公共空间，合作社的发展实践在社区提供了公共空间得以维系的四个要件，但在这种情况下，仍不能简单认为合作社“构建”了社区公共空间，其中仍有更深层次的关联机制需要讨论。 一、合作社发展历程与新的社区公共空间的出现 水稻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在文本层面表现为注册成为合法组织，在实践层面表现为通过合作社日常实践实现预定发展目标。在该水稻合作社中，发起者共有三人，其中两人为村两委成员，并担任合作社理事长;?另一人为镇农艺师，不在合作社内任职，仅提供智识资源支持。这三人成为合作社的主要发起者和理念倡导者，并带领社员展开合作社的发展实践。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这三人是村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观念的代理者，是新的社区发展理念的译介者，因此本文将这三人统称为合作社发展代理人①(?以下简称代理人)?，而不采用合作社理事的称谓，以便于行文和阐述。在代理人的倡导下，合作社完成注册并发展起来。 1． 制度化组织的形成:?水稻合作社的注册成立水稻合作社的出现与合作社代理人的观念密切相关。代理人认为，要通过合作社改变传统发展观念，采用有机种植的方式，避免使用农药、化肥，这样既能保护环境又能享受健康生活，实现村庄的综合发展。基于这样的理念，代理人从?2009?年开始倡导有机水稻种植，即改变持续几十年的耕种模式，不再使用农药、化肥，代之以鸡粪等农家肥、沼气水喷洒、杀虫灯杀虫等方式，进行有机生产。从2010?年初，有机水稻种植开始在大溪村悄然拉开序幕，代理人动员村民选择水土条件较好的地块进行示范，同时提出组建合作社的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需要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才能成为合法的合作社。水稻合作社在登记注册时却几经周折: 2010?年?3月份合作社发起时计划命名为“有机农产品生产合作社”，但到工商部门注册时被告知不能冠以“有机”二字，必须首先完成严格的有机产品认证才能使用;?后计划改名为“种养专业合作社”，又被工商部门告知不能同时冠以“种、养”两种产业，必须是专一性生产; 8月再次计划更名为“种植专业合作社”，又被告知“种植”前须加具体产品类别;最终才于?10月正式登记注册为“大溪村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过这一曲折的注册过程，合作社的合法身份得以确立，在村内生成了合作社这一合法的制度化组织。 代理人的发展理念与合作社注册的相关规定发生了碰撞，对合作社综合性的预期与法规的专业性规定相冲突，最终的结果是代理人在合作社名称上进行了妥协，按照规范的命名方式进行了注册。尽管通过注册成为合法的“专业”合作社，但代理人在发展实践中仍然秉持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