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权实践与基层治理困境教案.docVIP

乡村产权实践与基层治理困境 ——基于沪郊农村调查的反思 　　内容摘要：在城市化进程中，沪郊不同类型的村庄产生了不同的农民生计模式，由此带来不同形式的产权制度实践，其中，通过村级农业合作社的统一经营实现农村集体用地和资产的规模化流转，或将代替家庭承包责任制成为今后沪郊农业经营的主要运作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沪郊农村产权制度变革对基层治理提出了现实的挑战，促使我们深度反思集体成员权制度与企业股权治理结构的结合问题、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粗糙分类问题，从农家经济到合作社、家庭农场的转变对于村庄治理的意义，农民“一盘散沙”和“刁民”刻板印象的颠覆问题，“多予”和“少管”的悖论等基层治理困境。 　　关键词：产权制度实践；基层治理；生计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农场 　　作者简介：张佩国，上海大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晶，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工作人员。 ? 　　问题与视角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总体框架下，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是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实践的重要内容，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这就决定了以往以土地财政为标志的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彻底改变，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就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议题。而农村产权制度实践是否与该“决定”同时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理论和经验层面有着某种内在关联呢？我们基于沪郊农村土地产权实践的调查，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的学者对农地制度都做了大量研究，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有所不同，经济学家们大多在制度变迁的解释框架下，分析土地制度的实践和创新路径，并针对农村产权改革提出相应的试图影响政策和立法的制度设计。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产权制度的经济绩效，社会学家则更关注土地制度实践背后的农民合作和基层治理问题。 　　社会学家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凸显了土地制度实践的秩序发生学意义，对于制度设计并未开出药方。张静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土地纠纷的性质和土地使用规则的界定时，强调利益关系和力量的重要性，地权成为一个在多种身份参与下的、不停止的力量比拼过程，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她由此提出了对《土地承包法》保护农户地权作用的质疑。［1］贺雪峰基于村庄土地调整的道义经济考虑，批评了《土地承包法》对农村秩序的破坏作用。［2］刘世定则通过对一个村庄承包地调整的个案研究，发现了农民的公平观念和对农地共有产权的认知在土地调整中的实践意义。［3］不管学者们对于土地制度设计和村庄秩序有怎样的价值偏好，这些研究都表明，土地纠纷和土地调整过程本身就包含了村庄社区的秩序发生机制，农民的权利表达和公平观念既是地权制度实践的内在要素，又因此构成相应的治理机制的实践性内涵。 　　折晓叶在研究“超级村庄”时，提出了“村庄边界”的概念，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而将这种相对封闭的村庄社会边界称为“共有”的产权制度，并揭示了其中的社区合作机制。［4］折晓叶所研究的村庄共有产权制度，主要是社区股份合作制。在这一制度实践中，农民对产权的实践性界定过程，实际上本身就等同于社区合作机制。或者说，基于村庄公产分配的产权界定，村民们达成了协商的一致行动，虽然产权实践过程中会有观念、利益的冲突，但冲突的协调、平衡过程就构成了一种社区合作机制。 　　曹正汉所研究的崖口村，也属此类“超级村庄”，“公社制度”一直被保存到现在，但公社制度与市场制度一直能够很好的协调共生。曹正汉将这一制度创新总结为“核心制度收缩与边缘制度创新”［5］，核心制度的福利保障性质，具有“保护弱者”的道义经济原则，这与利用市场以筹措收入来源的市场化制度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集体”的共占空间观念将“道义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个整体的制度形态中，“集体”在此类村庄中是个整体的制度性实践，而“道德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外部观察者的“理想型”。道义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二者都蕴涵了对社会秩序的内在要求，比如道义经济的保护弱者及精英支配原则和市场经济中契约的达成，都会有一个协商的机制。 　　这些研究启发我们，产权的实践性界定过程本身就蕴涵了村民合作的行动机制，或者说，合作、协商机制构成产权制度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产权和治理不是两个独立的实践领域，乡村治理不仅仅表现为村委会选举、纠纷解决机制等政治、法律事项。由于对治理的理解存在偏差，目前的乡村治理研究，在对所谓治理主体的认识上，把乡镇政府、村干部作为治理的主体，普通农民似乎失去了主体性，这是乡村治理研究中存在的通病。为此，有必要重新思考“治理”的概念，不能仅仅把治理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