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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广性的社会治理难题破解之道 [编者按]：7月7日和8日，“共同缔造·探索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高端研讨会”在厦门市海沧区召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在会上做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本次会议旨在引导政府及专家了解实践进展，并以海沧为标本展望中国的整个政治与社会发展走向。徐勇教授谈到，海沧区通过共同缔造，将社会带入社会治理，不仅解决了自身的治理难题，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全国性的普遍价值，具有可复制性、可推广性，代表了一定的方向性。 我们这次“共同缔造·探索居民自治高端研讨会”选择在厦门海沧召开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了解实践。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创新的动力在基层，海沧在没有多少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社会治理，应该说是为我们国家提供了一个示范的标本。我们学者要多“接地气”。很有意思的是前几年我们在云浮召开的一个研讨会，学者记者经常把“云浮”念成“浮云”，这次学者记者经常把我们“海沧”念成“沧海”，所以学者记者多跑跑基层有好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海沧这个标本看我们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走向和规模。我们学术研究是问题导向、实践导向。这次会议主题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实践当中的一个紧迫需要问题。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悠久的国家，在一个静态社会里面它的国家治理非常成熟了，但是面对一个变化速率相当之快的现代化社会还缺乏经验。如果农业社会的变迁速率是1，那么工业社会的变迁速率相当于百、信息社会成百，就是说变化速率非常之快。我们海沧在短短几十年间由一个小渔村变化成一个城镇，我们国家短短几十年时间由一个牛车时代进入到一个高铁时代。这个急剧变迁的速率造成两个严重不适应，第一个是国家治理严重不适应社会变迁的速率，跟不上变化。第二个是我们的国家治理当中社会参与严重缺失，也就是跟不上国家治理。刚才有学者讲我们在国家治理当中缺失重要的稳固的基础。从世界发展规律看，越是地方治理、基层治理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它在化解对冲、缓解社会矛盾当中的就能力越强。何包钢先生跑了世界很多地方，他是世界性学者，恐怕很少看到中国这样多的跑天安门的上访。这就反映了我们的地方有效治理还不够，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社会参与的缺失。现在我们怎么样去弥补这个缺失？ 中国经常说“缺什么补什么”。在我们整个国家治理当中缺的是社会有效参与。这就需要制度创新和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创新有两类，一类是制度建构，建立新的制度；一类是制度激活，让制度落地。我们国家实际上早就建立起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让亿万民众参与治理，这一制度已经成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四大制度之一。但是这个制度还没有能够有效运作，没有落地，所以说一段时间我们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也从学界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次我们要举办这个会，一些学者也很难联系上，也“失联”了。这就意味着实践走在前面，学术供给严重不足。我们非常佩服当地的书记，他变成了学者，因为他没有办法，由于学术供给不足，他要找学界里面给他提供一些参考很难。另外一方面我们政府这些年好像也不讲自治了，今天我们当面给汤司长讲，他的更多的是社区建设，这样子我们的制度供给也严重不足。我们海沧是在两个不足（缺失理论供给、缺失制度供给）的情况下自主的探索。我对这种探索的精神表示充分的尊重。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我觉得这个提法大大开阔了我们的思路，而且在城市治理当中更为重要。不同情况就强调要因地制宜，注重条件，夯实组织根基。我们国家从90年代以来，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波就是以村级海选、乡镇直选为标志，主要是地方领导人基于理想主义情怀所推动的，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和支持，它没有能够延续。近段时间我对十几年前第一波的基层民主和自治做了一个回访，专门去了中国乡长直选第一乡——四川省步云乡。十六年过去后这个乡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深为可惜，它成为乡长直选的独响，而且是绝响；不光是独唱，而且是绝唱。为什么是绝唱呢？它一个乡1.5万人，每年乡的党委书记可以支配的财政收入少的可怜。在这种条件下，这种直选，失去了动力，人们更关心收入和修路，而不是选票。当今中国发展非常不平衡，如果我们用过去那种单一的制度来规制的话，可能找不到有效的形式。第二波是以各地的理事会、议事会为标志，主要基于现实主义取向。基层民主和自治和人们的现实利益、生活需求联系在一起。像我们海沧的微自治为什么能运转起来，它植根于人们的生活需求。广东清远把村委会下沉到自然村也是一种积极探索。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第二个当然我们要思考什么形式是有效的。现在不同条件不同情况有不同形式，那么什么是有效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第三个是实现形式，哪些形式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城市社会多样化的需求。我觉得居民自治为什么大家现在做起来好像积极性不太高，因为它确实比政府治理难，缺乏资源、缺乏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