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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实践需慎视的七个陷阱 崔新生 原创 | 2013-11-27 11:25 　　核心观点：一、改革实践需要理论创新，削足适履的杂拌理论已经难以指导中国改革实践。　　二、改革需要新思想、新思维，教条地套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概念只能误解中国现实。　　三、选择增量改革路线，行政改革既要换汤更要换药。　　四、怎么保证改革结果不走样，需渐行渐评估。　　“CCVI中国改革指数”课题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决定》目标任务进行信息数据量化，搭建指标体系并随时实时监测，提出独立意见和相关建议。该课题认为，改革实践需要系统贯彻，更需要理论指引，而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随着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形态的深化及大数据平台理论的日常应用，需要对所对所面临的改革困境具备清醒的认识。　　一、后发优势从2008年已经成为后发劣势　　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初，中国作为经济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形成貌似的后发展国家优势，即可以通过吸收先行发展起来的国家的经验，在自身发展条件中寻找到相对的优势，如劳动力成本优势等等，借以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尽管这一理论存在着似是而非，但中国确实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这种后发优势的极限发挥。而在上个世纪末，杰出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已提出后发劣势，但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这种“优势”，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震荡之时前后，已经越来越显示其严重的劣势，直接证实了中国外向型加工业的难以为继及发展窘境：中国通货膨胀被迫加大了劳动力成本，使之以往的优势丧失。而产业投资理论之产业上游与下游挤压下的加工业，利润区一再挤压，由此导致长三角、珠三角企业的非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一再降低，到最终的“跑路”。因为中国本无形成制造业大国，而充其量称之为加工业大国，所以在产业转型过程，政府不能予以转型引导，使得加工业企业根本无从转型，也不知道如何转型。制造业有自身的技术优势，加工业则完全依靠外部的加工环节得以生存。如果核心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就只能是绝路一条。　　假如在此环境和条件下，仍然延续所谓的后发优势，则不知道与谁比较得出，我们的经济总量而言，与发达国家已差距越来越小，后发优势大抵只能体现在非经济领域，即时那样也很难以优劣比较；而与发展中国家比较，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在中国劳动力成本刚性上涨的条件下，按照投资之洼地效应，在中国的国际产业巨头完全可以将加工业环节迁移至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等，而在其中技术含量高的部分迁移回本土。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差距已经日益扁平化，无论是种类比较、层次比较、阶段比较等等差异性，已无明显的比较优势空间。　　因此，如果一味强调后发优势，只能加深市场奴役，不是拼市场品质而是继续贬抑资源价值，通过政策迁就外来投资的产业资源掠夺，同时也不利于市场品质以及营商环境的提升和优化。中国不能再通过优惠政策去迁就跨国公司的投机性赢利，而事实上跨国公司也更希望中国是一个标准格式化平等竞争市场环境，只有投机性的外国企业，才会抱着讨便宜的心态到中国牟利。　　陷阱：除却别的方面不谈。后发优势，只能使得改革过程延误转型时机，特别是产业转型。　　二、投资拉动必然导致行政极权最大化　　在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驱动模式中，中国的投资拉动，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投资。这一投资行为，已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为以政策驱动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模式”。而这模式本身，造成了高成本、高投资、低回报以及产能过剩等不可持续性。　　投资、出口、消费，首先需要清楚的是谁在投资、出口的是什么、谁在消费？而不是西方经济学概念图解中国现实。为什么投资拉动，是中国改革实践的陷阱？即是投资是政府行政主导、出口是投资和剥削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产品、消费则是特权利益或暴富阶层的消费，这就是中国发展环境的现实景象。　　在这一环境和条件下，投资拉动，只能以强化行政部门极权为始终。非理性和经济制度之家长所有制规律认为，的那个任何一个部门（家庭）及其成员，具有了符号性的使命时，只能通过不断地强化自身的极权行为，以实现和完成本身的极权使命，近十年的中国通货膨胀及货币超发，无一不是政府部门为了实现行政使命，而不断地行政边界无约束极权化的结果。最显著的即是2008年之后在产业投资规划几近空白的条件下进行的四万亿政府投资，使得产业扶持最后却形成产能过剩。　　三、国有资本收益上缴30%，只能加剧垄断　　通过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一直贯穿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由此形成相悖：一方面强调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平等竞争地位，一方面有予以国有企业的赢利目标及其政策压力。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也由此复杂化，如中石油、中石化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价格与成本博弈即是一例。　　与此同时，也使得政府对国有企业处于两难：利润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