艋舺新建育婴堂碑记.docVIP

艋舺新建育嬰堂碑記 毛漢光導讀 民國94年3月19日 艋舺之在臺，猶滄海一扁舟耳。形勝家謂台地龍脉，故持計然術者多居之。 余於己巳秋東渡，由此登岸，見夫市廛輻輳、庶牧蕃昌，儼一都會也。暫寓學海書院，知其人文亦蒸蒸日上，私心喜慰；晤縣丞林君桂芬，則以為艋舺諸臻美備，惜育嬰一事未行。余自揣入閩以來，福鼎本有育嬰堂，余增其田畝，並於鄉間勸行育嬰社法；涖則堂早廢，余於治西創建，並為之置產千餘金；治南平又協同 上憲創建育嬰堂於城西。 窃涖正月，至七月，塹城育嬰堂尚未報竣。此則遹 是役也，縻洋錢壹千弍百元有奇；經營布置皆林君桂芬之力居多，司其事者，則蘇內翰袞榮翁、別駕林英林博士、紹唐蔡上舍、瑞灩林上舍、友藻至。經費所資，自有通詳， 各憲稿在備，書之以告後之來斯堂者。 賞戴花翎本任澎湖分府署北路淡水分府辛酉、壬戌、甲子科，福建鄉試同考官加六級、隨帶加二級、記錄十次，嶺南陳培桂撰。 同治玖年孟秋之月穀旦立。 碑誌簡介 碑建於同治九年（1870）七月，立於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仁濟醫院門廳左壁，楷書，有額，額書「淡北育嬰堂」一行五字，亦楷書。碑文除標題及撰者、年月外，計十二行，行三十六字。 碑文收於《明清台灣碑碣選集》與《台灣地區縣存碑碣圖誌》中，有關碑之尺寸記載，兩書稍有不同，《明清碑碣選集》謂高130公分，寬57公分，厚20公分，石材為花岡岩（瓏石）；《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則云縱134公分，橫58公分，為觀音山石。圖版以《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較為清楚，本次校釋以該本為底。 歷史背景 一、育嬰堂歷史意義： 在所有慈善事業之中，育嬰堂之設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緣因中國大同世界的理想中，「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些人在社會中誠屬要幫助的人群，但他（她）們還能說話，甚至常常見於一般正常社會之中，唯獨棄嬰或溺嬰的小嬰兒，沒有抗議權，在很短的時間內即消失於世界，也就是說祇有片段時間受世人關懷，嬰兒之受重視當然是文明進步，慈善事業之首務。棄嬰、溺嬰在中國十七、十八世紀可說是社會中普遍現象，甚至可能推至更早，梁其姿〈十七、十八世紀長江下游之育嬰堂〉載： 育嬰堂為收容初生棄嬰的機構，於清初時普遍建立，以長江下游之大市鎮最為稠密。這種機構的設立是傳統中國社會解決棄嬰、溺嬰問題的一個更新。育嬰堂的前身是南宋在十三世紀中葉設置在常平倉司之下的慈幼局，但慈幼局只維持了三十年左右便沒落，而元明兩代三百多年間都沒有恢復類似的機構。所以說，從1655年開始，即清立國僅十年後，普遍在江南地區建立起來的育嬰堂，是一個頗為特別的現象，尤其是這些機構一直維持了兩百多年，成為地方善舉主要項目之一。 本人《中國人權史生存篇》第三章生命定位與生存權章，P.120~138對溺嬰現象有歷史追跡，其救濟此一現象的具體辦法即廣設育嬰堂。〈艋舺新建育嬰堂碑記〉立於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實際上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已有計畫在台灣設立育嬰堂，如《重建福建臺灣府志》〈卹政?臺灣縣〉，即載有「育嬰堂」項，然書「未建」。同書同年鳳山縣、諸羅縣亦有類似記載。乾隆十二年（1747）育嬰堂在台灣具體設置，《重建福建臺灣府志》〈蠲賑〉，（錄自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二義舉）載：「乾隆十二年，巡臺御史六十七、范咸、知縣李閶權倡建，撥贍園二十五甲六分，又租銀一兩六錢以充經費。育嬰堂、養濟院在鎮北坊」。又據《左文襄公奏牘》（〈奏稿?彙報閩省自咸豐二年起至同治三年六月止軍需收支數目清單摺〉，《臺灣文獻叢刊》八八，頁27）中之「年需收支數目清單摺」載有育嬰堂： 收司庫撥用各屬書院膏火並義倉、育嬰堂經費銀四千一百八十七兩三錢八分九釐。 可見當時已有育嬰堂經費之編列，再據《臺陽見聞錄》卷上〈政事?育嬰〉（《臺灣文獻叢刊》三０，頁78）之記載： 查台郡育嬰堂之設，始自咸豐四年。職員石時榮，偕郡紳倡捐。銀業創建，歸於民辦。 可知台灣地區育嬰堂應在咸豐四年（1854）起辦。 二、福建育嬰堂： 《金門志》卷四〈規制志?育嬰堂〉（《臺灣文獻叢刊》八０，頁70）： 育嬰堂 　　金門育嬰堂，在後浦縣丞署西。道光二十八年（1848）八月，金門縣丞李湘洲、金門鎮右營遊擊鍾寶三與紳士林焜熿、蔡師弼，蔡漣清等倡建；至同治元年（1862），落成。前後兩進，堂中祀子孫娘娘(附祀李公祿位)。所有章程，皆傚泉州規條而損益之。官紳各捐項置業，以充經費。後以嬰多費少，幾乎不繼；幸有布政銜葉文瀾肩其事，籌項接濟。又將女嬰陸續撥入廈門育嬰堂乳養以分其力，皆紳士薛師弼經辦。 臺灣育嬰堂源於廈門：《廈門志》〈分城略?墳墓（附）育嬰堂〉（《臺灣文獻叢刊》九五，頁77-78） 今按：育嬰堂在廈門港火仔垵，坐西、向東。大小房屋二十間。乾隆三十一年，巡道蔡琛就注生祠改為普濟堂；官雇乳婦，收哺女孩，經費由興泉永各屬捐銀五千圓，除用及續捐共存典生息三千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