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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在司法过程中出具意见书应当谨慎 我认为法学家或者任何第三人在司法过程中向法院提交自己的意见应该在一定条件下被允许，但这并不表明我支持司法过程中的所有法律专家意见书，我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法学家尤其应该谨慎对待自己的行为。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是一个极其野蛮的制度（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其现实合法性），在这个制度之下，警察的权力无边，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过多篇文章，有兴趣者可以到中评网时事观察栏目查找），检察院的权力也不小，但律师的权利却很小，因此，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出现刑讯逼供现象，可以说是十分普遍、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已。犯罪嫌疑人一旦身陷刑事司法程序，几乎就面临任人宰割的命运，因此法学家们希望这一制度变得更人道一些是有良知的表现，但具体选择哪一起案件来推进制度改革却并非可以完全不予考虑-人们常常会因为不考虑做事的具体环境而作出引起反向作用的事情。 在千千万万无人敢代理、辩护的刑事案件中，要找几个刑讯逼供的典型案例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专家意见书的对象是一个罪恶昭昭的黑社会老大案件有价值，还是一个完全被冤枉、被刑讯逼供而身陷囹圄的无辜公民的案件更有价值，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刘涌即使罪大恶极也有获得正当审判的权利，如果他被刑讯逼供，那么为他鸣冤与为任何人鸣冤是同样的价值。这样说，当然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