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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喜剧电影研究绪论 05电影学史论 050620050406045 刘博 喜剧电影是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就一直被不断创作并受到欢迎。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是中国电影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电影的创作题材和风格十分丰富，喜剧电影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电影界受到的政治影响逐渐加重，意识形态上开始归于统一。电影的创作受到了政治层面的影响，艺术性和思想性发生变化。同时由于时代的不同，“十七年”喜剧电影也不同于30－40年代的喜剧电影，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一直持续到今年，对现在的喜剧片创作有极大的影响， 中国的喜剧电影产生于20年代，最早是“滑稽”电影。这是受到电影技术输入国度的影响，大多是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影片。描写的也是这些下层的小市民。像《劳工之爱情》这样的影片，大多思想性和趣味性不高。30年出现了很多“软性”喜剧，如“王先生”，“李阿毛”系列滑稽喜剧，大多也和20年代的差不多，只是在制作水平上有了提高。40年代出现了一批人文批判的喜剧，像由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和郑君里的《乌鸦与麻雀》。这些影片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悲剧情调，贫民意识，形成了中国喜剧电影最初的风格。 新中国建国初期，社会体制和电影政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旧的社会体制被推翻，下层人民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传统喜剧电影中对社会的整体讽刺的基础已经不再存在。原有的悲情情调和小市民意识与新中国的整体氛围所不符合。其次由于政治的需要，大量的军事题材和政治题材电影开始大量占领大屏幕，喜剧片已经不再成为主流。此外由于政治的压力和电影创作者对如何进行新中国喜剧的创作缺乏信心。这导致新中国建国至56年之前都罕有喜剧出现。对于喜剧片的发展，电影工作者做出了新的探索。喜剧片最大的特征在于对丑的事物进行讽刺，但当时的社会宣传是以“歌颂”为基调。因此“十七年”喜剧电影的最大特点是将讽刺的对象转向了道德的层面，出现了一批批判缺乏社会公德人与事物的影片。同时喜剧电影也迎合政治的需要，对阶级敌人进行了讽刺与嘲笑，但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喜剧的讽刺效果。1952年至1965年间，一共拍摄30多部喜剧电影。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描写新中国时期的，像《新局长到来之前》、《三年早知道》、《满意不满意》、《布谷鸟又叫了》、《李双双》、《哥俩好》、《球迷》等影片，这些影片都是针对社会上的不良习惯和不良作风进行谴责，而《三毛学生意》，《抓壮丁》和《七十二家房客》等则是描写旧社会的，反映的是1949年以前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和没落状况。 从“十七年”喜剧电影的特点来看，仍然带有极强的市民特征。从题材来看，大多数的喜剧电影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对新中国的社会建设具有直接的意义。像吕班拍摄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不拘小节的人》和《未完成的喜剧》，以解决实际问题为自己的创作指向。但由于创作者都担心于自己的讽刺喜剧触及政治，因此对于一些事物的批判往往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极力降低自己的讽刺性。像《新局长到来之前》这样的片子，虽想要面对人民内部的矛盾，揭露官僚主义思想。但创作者也不得不以“前怕狼后怕虎”，“束手束脚”的心态拍完这部影片。 中国的喜剧注重的是“巧合”的建构，利用巧合推动喜剧效果的强化。这与中华民族对戏剧性、故事性的偏爱有很大关系。传统的喜剧电影喜剧效果的构建，都是以高频率的巧合事件，在一环一环的推波助澜中把剧情推向了高潮的。但“十七年”喜剧电影实现的手段却与之相反，它不依赖于荒诞离奇的情节和随意，偶然发生的时间，而是严密的叙事结构以及因果动机之上的。喜剧性的场面始终没有脱离叙事而独立存在。《新局长到来之前》的起因在于牛科长试图讨好新局长，《大李，小李和老李》以大李当体协主席为起因。没有这个起因就没有随后的喜剧效果。其前后的逻辑发展是十分紧凑的，排除了一切叙事情景之外的喜剧性因素。达到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循序渐进的教育功能。同时十七年喜剧电影的叙事完整性可以与主流的军事和革命电影所媲美。这一传统具有很大的串连作用，延续到现在就出现了冯小刚的喜剧电影。 “十七年”喜剧电影的创作并没有把主体放到一种与社会文化相对立的矛盾中去。主体没有一种入“困境”的感觉，因此十七年喜剧电影也不具有传统的悲情情调，不会给人造成一种紧张的感觉。笑的产生不是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对抗，而是主体较于对象的优越性而产生的。类似于《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这类电影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主体优越性来自于对未来发生事物的了解程度。讽刺喜剧《新局长到来之前》中，牛科长始终处于不知情的状态，而观众一开始就知道了新局长的身份，观众在知情的程度下观看不知情人的活动，在幸灾乐祸的同时有了一种优越感。这一恒定的规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