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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近代发展道路有何不同和相同以及启发 内容简要：与注重保护国内市场，以自主品牌的高附加价值产品进行国际竞争的日本古典发展主义不同，中国的新发展主义积极地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全球生产分工，并以加工贸易为主带动出口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不仅反映了全球化新阶段的不同历史条件，而且也继承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关系方面的历史遗产。日本大国的崛起可以说从明治维新开始，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可以从洋务运动等等一系列的救国运动开始，一步一步走向社会主义。无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中国与日本的维新都存在着异同。日本的发展之路同样给中国以启迪。 关键词：明治维新 戊戌变法 古典发展主义 新发展主义 洋务运动 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区别 明治维新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明治政府，为巩固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上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实行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实行保护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系列政策。如将企业交给私人经营；向资本家发放无息贷款；统一货币；禁止各地设立关卡；取消商人专利的同业公会等。军事上颁布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按照西法练兵，对官兵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明治维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免于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成功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迅速崛为东方资本主义强国。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时期，他们掀起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以图挽救民族危亡的一场爱国政治运动。它以 “公车上书”为发端，到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形成百日维新高潮。康梁的基本主张是：政治上开议院，制宪法，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实行君民共治；经济上提倡大力兴办实业，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文化上废除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提倡科学，兴办新式学堂；军事上设置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等。中国的维新派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来规划社会改革方案的。然而，戊戌变法没有给中国带来希望，它在封建顽固势力的镇压下，最终归于失败。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日本的是通过改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清朝的戊戌变法是在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下的一种过渡性的君主立宪 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上。 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 日本幕府统治与清朝统治虽然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但情况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旧的统治阶级——武士等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日益贫困化的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的不满情绪也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不但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而中国戊戌维新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自从1864年欺骗利用。在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族贵族，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中国人民革命；对内则向汉族地主实行让步，依靠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办理国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以维持。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帝党、后党之争，但总的说来守旧势力还很强大。 从力量对比上。 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这支力量的实力情况。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这股反动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