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唐律“得古今之平”补辨——兼评《四库提要》之价值观.docx

唐律“得古今之平”补辨——兼评《四库提要》之价值观苏亦工【内容提要】唐律“得古今之平”是《四库提要》对唐律所做的经典性评价。自该评价问世以来，时常为研究者们所引证、称道。然而细加推敲，该评价却与正统儒家，特别是宋儒的古史观大相径庭。本文在考察了纪昀在编纂《四库提要》过程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后指出：尽管尚不能绝对地肯定该评价必系出自纪昀手笔，但就其所反映之价值观看，确实符合纪昀的基本理念，而该理念所映衬的则是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王朝所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其目的无非是要以官方的价值体系取代宋儒的价值评判体系并进而为清王朝的暴力统治辩护乃至歌功颂德。　　【关键词】纪昀《四库提要》宋儒汉学文化专制　　笔者曾于本刊2006年第3期上发表《唐律“一准乎礼”辨正》一文，其中在讨论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或《提要》）评唐律“……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一句时颇多疑惑，姑置未论。⑴前稿撰成后，荏苒又是两载，此一困惑仍不时萦绕于心，未能释怀，兹将后续心得补白于次，未知当否，惟盼方家教正。一、古史观之异　　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指出，按照《四库提要》作者的观点，《唐律》是从“古”至“今”最为公平的律典。惟其所说的“古”，若止于嬴秦，本无可异；但若也包容了“三代”或“三古”，便与正统儒家，⑵特别是宋儒所崇奉的古史观大相径庭了。　　在程朱理学家看来，政治、法律制度等一切人为设施必须顺乎天理方能达于至善，称为“王政”。朱熹说：　　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体，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固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荚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1]（P44-45）。　　依照朱子的价值标准，嬴秦以来，包括所谓汉唐盛世在内的历代政治法律制度，都是以“智力把持天下”的手段而已，因此都是霸政，不可能长治久安。纵有某个朝代维持得稍为长久一些，也不过是碰巧与天理暗合，不合天理之处仍然太多，所以充其量也只能算达到小康。　　千五百年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长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筒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1]（P.34-35）？　　朱熹的上述观点不是孤立的，大抵上代表了历代正统儒家，至少是宋明理学家群体的共识。⑶张载说：“唐太宗虽英明，亦不可谓之仁主。孝文虽有仁心，然所施者浅近，但能省刑罚，薄税敛，不惨酷而已。自孟轲而下，无复其人。”[2]（P.251）胡寅说：“自先王之迹息，秦以法律治天下，用刑严酷。汉世稍宽，而无复三代之忠厚。流俗相因，日改月化……至唐世，人君奉佛者众，而酷吏始以巧杀，苛毒惨虐，真如地狱变相，又有甚焉，所不忍闻者。呜乎！悲夫！”[3]（9.11）　　元人柳贽在其《唐律疏义序》中虽然也对唐律称道有加，但还是有所限定的：　　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4]（P.663）。　　易言之，唐律虽称完备，仍只是相对于“姬周而下”说的，犹不可与文、武、周公的制作——譬如《周礼》——相提并论。　　明初，朱元璋在创制《大明律》时，虽然不得不广泛参考甚至照搬唐律，但对唐律总还是不太满意，仍想有所超越，其内心中的理想目标似乎便是《周礼》[5]（P.107）。　　明孝宗朱佑樘在其《御制明会典序》中明确道出了明代君王心目中的理想标准：　　唐虞之时，尧舜至圣，始因事制法，凡仪文数度之间，天理之当然，无乎不在，故积之而博厚，发之而高明，巍然焕然，不可尚已。三王之圣，禹、汤、文、武，视尧、舜故不能无间，而典制寝备，纯乎是理则同。是以雍熙泰和之盛，同归于治，非后世之所能及也。自秦而下，世之称治者曰汉、曰唐、曰宋，其间贤君屡作，亦号小康，但典制之行，因陋就简，杂以人为，而未尽天理。故宋儒欧阳氏谓其治出于二，其不能古若也，夫岂无所自哉[6]？　　依此见，《唐律》只不过是在“因陋就简”的“典制”中稍显完备而已，焉能称得上“得古今之乎”呢？朱佑樘的这个见解显然也是接受了程朱理学的观点，当然也可以说是接受了正统儒家的价值观。　　其实，历代儒者论人言事，莫不以三代为标准，并不限于政治法律制度。譬如旧时文人论文章优劣有句老话“宋不如唐，唐不如汉，汉不如三代，此文谈旧唾也。”[7]（P.1757）　　由此也可看出，《四库提要》对唐律的评价确实迥异于宋儒的立场，这说明两者所凭依的价值标准肯定是大不相同的。那么，《四库提要》作者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又是什么呢？这正是前文所未曾解决而本文期待予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