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docVIP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以及历代法律典章、制度或留传下来的体现这些思想、制度的文物，是无比丰富的，它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从其整体来说，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无疑是有原则区别的。但就其具体组成部分来说。我们既不应全盘否定，也不应全盘肯定，而应谨慎地区别对待。其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积极因素是应加以改造、借鉴和吸收的，因为它们有利于当前法制建设，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道德教化在调节和控制人的行为方面的作用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之争主要是围绕道德教化和法律强制二者的作用而展开的。儒家重道德教化而轻法律强制，主张“礼治”、“德治”、“人治”，相反地，法家则重法律强制而轻道德教化，因而主张“法治”，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并进而主张严刑峻法。 这里应注意，儒家虽然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但不否认法律强制作用。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就像公元7世纪的《唐律疏议》中所称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事实上，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 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法律和道德，作为调节和控制人的行为的两种手段来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能仅重一个方面而轻另一方面。因此，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不能无原则地接受儒家关于道德教化和法律强制关系的观点，但就儒家重视道德教化这一点而论，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个有价值的遗产。我们现在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法律的教育作用，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改造罪犯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强调道德教化这一点。 （2）徒法不能以自行 这是儒家代表人物孟轲在强调道德教化作用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其中也包含了极有启发意义的思想：即使是制定得很好的法律也需要有人遵守，特别是需要有合适的人去执行和适用。正如前面已讲过的，法律的实施决不像使用电子计算机那样的机械动作，手指一按结果就会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一个执法、司法工作者如果不具备相应专业和思想道德水平，就很难正确地执行和适用法律。没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没有他们自觉遵守法律的思想道德风尚和习惯，没有他们对实施法律的监督和对违法犯罪的抵制和斗争，任何法律也不可能有效地实施。 （3）重视调解在解决一般纠纷中的作用 在解决民间纠纷的方式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确重调解而轻诉讼，甚至在社会风尚上也畏惧和鄙视诉讼。这一点正是西方法学家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或法律思想时经常涉及的一个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当然要否定轻诉讼以至畏惧或鄙视诉讼的传统法律思想。当代法律为公民提供了广泛的权利，包括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他人侵犯时提出诉讼的权利。但是，承认诉讼和提出诉讼权利的重要性，并不意味否认依法调解在解决纠纷中的重大作用。诉讼和调解都是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总之，重视调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个可以批判继承的积极因素。 （4）执法、司法官员应具有公正廉明、刚正不阿的品质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既有无数为人民所憎恨的贪官污吏；也出现过少数以公正廉明、刚正不阿、不畏权势而著称的清官。例如宋朝的包拯(999～1062年)和明朝的海瑞(1514～1587年)等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这些清官以及他们所具有的高尚品质一直是被推崇的。从本质上说，这些清官的作为可以归结为维护和巩固当时整个封建统治的需要，同时，在当代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并不像在封建社会那样，仅能寄希望于“为民作主”的“清官”。但他们的这种品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执法、司法工作者来说，是值得学习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促进其健全发展的积极因素，也有阻碍其健全发展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的主要表现是： （1）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教义 “三纲”是西汉儒家董仲舒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首先明确提出的一种封建主义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教义。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种封建教义概括了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的主要社会、政治制度，包括君主专制、等级特权、宗法制等等。它也贯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至今仍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当代中国社会日常所讲的法律中的重大弊端，例如“权大于法”、“依言不依法”、“依人不依法”等等，仅就其历史、思想渊源而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封建教义的影响。 （2）轻视法律的作用 如上所述，儒家关于“德主刑辅”之类的法律思想，从一方面讲，具有重视道德教化作用的积极因素。但从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