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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篇一：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正统经济学理论占据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新制度经济学，是一种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即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不不仅仅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分析问题，而且还表现在它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冲击”与修正、继承和发展。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冲击”与修正 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尽管一直没有被动摇，但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和职责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有的经济学家从根本上否定新古典经济学，但是大多数批判和指责主要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或局限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或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研究对象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换中心论严重地限制了其思想的范围和方法，是对经济体系的实际结构和运转的严重误解。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无所作为以及同现实的强烈矛盾源于基本的认识论。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过程定义为面对稀少进行选择，其整个核心都依赖于对经济的逻辑演绎分析，而忽视了对在历史上同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社会制度和行为的分析。从解释力的角度来看，古典经济学也是有限的，它不能有效地解释对自我利益的计较并不构成动机因素的行为。在批评者看来，基于理性选择范式的主流经济学虽然有明显的解释优势，但是，它既然先验地认同了既有的制度，就永远无法为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见解，使理论的构建趋于保守；它既然对个人的理性判断如此单一化，就必然忽视个人的社会需求一面，这样的经济学，即使解释了现象，其解释的深度也值得怀疑。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危机，与其本身的方法论的缺陷，即忽视社会和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完全消除社会属性并成功地运用纯个人主义术语来表述社会理论是极其困难的，制度对个人的行为、世界的看法和追求的目标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制度的重要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力图在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修正和扩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制度理论整合到经济学中，使人们能够把握和处理迄今为止还处于其分析范围之外的大量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坚持资源的稀缺性和竞争性假设，放弃了使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与制度无关的理论的机械理性主义假设。除了修正理性主义假设之外，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条件，把交易成本的分析作为制度和生产成本之间的联系添加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此外，新制度经济学还对一些关键性假设做了修正，这些假设包括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最大化、机会主义行为、经济社会、治理结构制度和组织等。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 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认为，一份研究纲领可分为两个组成部分： 纲领的不便的硬核和它可变的保护带。对一种纲领的修正是重新调整它的保护带，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信息和交易成本以及产权的约束，就是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但是，与此同时，它也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设： 稳定的偏好、个人的理性选择以及可比较的均衡。新制度经济学是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分析制度的构成和结构，研究制度的作用和地位，坚持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个人理性主义前提下的均衡分析框架，坚持偏好、技术、禀赋三大结构固定不变、坚持完全竞争的工具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正在做的乃是对常规分析的补充，而不是对它的取代”同许多经济学相同，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所涉及的方法论在本质上与正统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是一致的。这种方法论上的一致性表明，新制度经济学融入主流经济学是没有什么问题，它是对古典经济学的良好的继承。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理论研究与方法论的基础，但是它不仅局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用、继承与修正，它还在此基础上对其做了发展。新古典经济学把机会成本作为分析工具并强调相对价格的重要性，把新古典分析的范围扩大，把交易费用包括在内，就能提供一个重要的理论途径，通过它就可以分析经济组织，并探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一个经济的生产潜力之间的冲突。新制度经济学引入的交易成本范畴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交易成本比较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