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共生效应.docVIP

论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共生效应 论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共生效应 【内容提要】被告人供述证据因其直接证据的属性以及丰富的证据线索而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持。在现行的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仍旧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的孤立技术革新难以形成制度群的互补共生效应,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但需要本身逻辑的严谨,技术的精巧,更需要与之配套的外部环境,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运行必然依赖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规则体系,讯问制度的规范化、透明化建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法庭质证规则的直接言词表现,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等,使之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成一种共生效应,以此推动相关规则的落实运行。 【关键词】被告人供述 刑讯逼供 案卷笔录 举证责任倒置 共生效应 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律条文中确立已久,⑴而从司法实践的反馈来看,这一规则仍未摆脱停留纸上的命运,⑵法院系统就非法供述证据的排除也鲜见报端。⑶有学者认为两部具有司法解释效力的法律文件的颁行(即“两个规定”),“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结构已经初步形成”。⑷时至今日,“两个规定”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际运行状况不容乐观,⑸那么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及其相关条款在2017年之后将会呈现怎样的情况,非法供述证据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排除?对“刑讯逼供”的遏制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以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为框架的非法供述证据排除体系,能否通过对相关规则自身的逻辑严谨性和概念完善度的提升,而促进这一规则的实践运行状况呢?可以说一项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但需要其本身的逻辑严谨、设计合理,更需要有着与之相配套的外部环境,只有当相关制度形成了一种互补、互助的共生效应,⑹才能从根本上赋予制度体系以生命力,使其能够走上良性循环的演化道路。本文以共生效应原理探讨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自身及其外部环境的运行机制,分析以上问题。 一、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存在现状 (一)被告人供述证据获取过程的内部冲突 被告人供述通常包含丰富的案件信息,一方面被告人是犯罪事实的亲历者,由其提供的关于犯罪事实的陈述,常常包含所有犯罪事实的构成要件,成为控诉方指控犯罪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被告人供述包含作案过程的部分甚至所有的细节信息,以犯罪过程的事实推进为主线“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在同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证据源。如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嫌疑人关于犯罪事实的过程陈述本身即构成了指控犯罪的直接证据,而同时其必然涉及犯罪使用工具的物证信息,往来犯罪现场路径上的足迹痕迹,犯罪预备阶段所遗留现场的唾液、烟头等证据信息,原始犯罪现场的指纹、血迹、毛发等证据信息等大量的间接证据。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重要性也加剧了其获取主体间冲突的尖锐程度:获取被告人供述的直接、唯一途径,即是犯罪嫌疑人开口之述,因此在侦查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开口了”被认为是相关案件侦查的标志性事件。尤其是在公安机关案件侦破的行政压力下,尽快的、全面的获取嫌疑人供述成为侦查阶段的重要指标:而人类本能的趋利避害决定了陷入刑事追诉程序的被告人不可能总是自动、诚实的供述相关犯罪事实,逃避责任、虚构事实往往是一种常规现象。被告人供述证据的相关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也导致了刑讯逼供现象的屡禁不止。 (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重灾区 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现实层面的关注始于赵作海、余祥林、杜培武等一系列冤案错案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行10年之后的井喷式爆发,我国现行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受到了司法实践的严峻拷问,尤其是刑讯逼供问题,更是引发了来自社会舆论与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忧虑,⑺被告人供述证据的违法性获取成为1996《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冤假错案的集中爆发点。在侦查实践中,突击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成为提供侦查线索、获取间接证据、实现案件侦破的核心环节,这‘案件侦办思路在佘祥林杀妻案⑻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将重大嫌疑锁定佘后,侦查人员即通过刑讯逼供获取佘的有罪供述,而后依据其“犯罪过程”的具体描述,明确了“杀人工具”、“抛尸地点”,形成了“现场勘查笔录”、“被告人作案行走路线图”。以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为剧本,编排了佘祥林杀人过程的完整证据链条,此时冤案错案的发生已经并非基于合理的人为过失,而是肇始于政府的不法行为(检察机关或警察的不法行为)。⑼正是以上“亡者归来”式的惨剧,引起了二切良知的不安和催发了改革的导火索,加之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入确立、社会舆论监督制约力度的不断强化、法治国家的初步建立,刑讯逼供的严重违法性及在案件侦破过程中作用的局限性开始逐渐暴露,该系列冤假错案的集中爆发正是这一现状的体现,突破了社会容忍限度,使得非法供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