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农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合作农民自从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pdf

基层政权向“牟利型”蜕变加大乡村治理风险 温铁军研究团队 摘要：外部资本大规模借新农村建设的投资机会进入乡土社会，面对小农经济高度分散导致 的交易费用过大的难题，只能与因资本极度稀缺而势必高度亲资本的基层政府结合。复杂环 境下，基层政权已经完成了由“代理型”向“牟利型”蜕变，并愈益主动地与地方政府高度 亲和的外来资本形成“精英结盟”。因此必然排斥无话语权的弱势群体。村社内部的分配则 向少数利益群体倾斜。 新 “三农”：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合作农民 自从“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以来，政策领域一直向农村倾斜，在一系列惠 农政策作用下，“三农”问题已有所缓解。但，“三农”改革已经出现了很多不 同以往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三农”问题的内涵也亟须重新鉴定：由原来是农业 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转变为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与农业生 态安全的“新三农”。 从政策角度可简化为：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合作农民。 农民权益关乎国家基本安全。我一向认为，资本及其风险向城市集中，必然 导致城市爆发经济危机、进而在城市引发社会动乱，这只不过是加快城市化的规 律性结果——中国群体性事件从2005 年的8 万多起飙升到5 年之后的翻番，流 动人口犯罪占城市犯罪的80%以上等等严重不稳定现象，乃强行剥夺农民权益推 进城市化的规律性后果。 而关于农村可持续稳定，我们近7 年的一项关于乡村稳定的课题研究梳理出 一个规律：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土社会都因与分散小农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而造 成畸形治理的制度成本；除非政府为恢复乡村组织化基础上的自治而全面改善外 部条件。 此外，三农中的农业问题，早已不是产业扩张阶段要求的数量目标：增产和 增收，而是农业生态安全。中国政府1956 年提出农业现代化，主要不是农民和 农业的需求，而客观上是工业部门为了工业品下乡的需求提出来的。那一轮农业 现代化造成的后果是农民贫困和集体化失效。而1998 年遭遇生产过剩之后的这 一次产业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大潮，已经造成双重负外部性问题：一是农业成为 重污染的行业，二是越来越严峻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如果继续搬用盎格鲁撒克 逊野蛮资本主义模式下的简单生产力外延扩张的所谓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方式，或 者呼应过剩工业体系的需求、顺理成章地增加现代资本化要素投入，其结果一定 加剧而不能缓解农业外部性问题！ 这绝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说法，我们面对的新问题是如何使农业不再成为 一个过度破坏资源环境、造成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的领域。长时期习惯于亲资本政 策以获取资本利益分享的部门化制度体系，已经演变为利益集团；亦即十八届三 中全会所说的利益固化。这是深化改革的最大难题。 乡土中国的深层治理矛盾仍普遍存在 我们在积极评价“三农”新政显著缓解乡村治理危机的同时，也该承认，农 村真正构建良性治理的社会生态尚未形成。这不仅直接表现为周期性的农村治理 危机，还导致深层次矛盾。 过去，中国城市产业资本得以凭借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条件，向广大农村转嫁 城市经济危机的巨大制度成本。而乡土中国之所以能够承接经济危机的制度成 本，依托的并不是被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运作逻辑，反而是传统兼业化小农家庭 的“农户理性”和经济社会多功能村庄内部的“村社理性”。 这两种存在于乡土中国的理性，不同于西方个体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说。 相对于城市社会而言，乡土中国不仅能够以内部化机制来有效化解市场经济 与生俱来的外部性风险，而且在历史上本来就是能够化解自然和经济双重风险的 农村社区内在机制。 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新农村建设大规模投资为什么不能构建乡村良性治理？ 外部资本大规模借新农村建设的投资机会进入乡土社会，面对小农经济高 度分散导致的交易费用过大的难题，即使本意善良，也只能与因资本极度稀缺 而势必高度亲资本的基层政府结合。在任何意识形态下的权力寻租社会都会造 成全局性治理危机。复杂环境下，基层政权已经完成了由“代理型”向“牟利 型”蜕变，并愈益主动地与地方政府高度亲和的外来资本形成“精英结盟”。 由于这种结合发生在农村资源的资本化进程之中，形成的制度也在于资本牟利 与地方政府分享，因此必然排斥无话语权的弱势群体。 由于亲资本的公司化地方政府及其掌控的乡村精英集团形成利益固化，导 致坚持GDP 旧政的地方与倡导民生新政的中央之间发生实质性对立；在这种政 府体制矛盾作用之下，乡村资源性资产由于被外部市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