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高一语文课外阅读材料：直道而行 不要做“自了汉”.docVIP

直道而行：不要做“自了汉”? 作者：余世存????《瞭望东方周刊》　　梁家籍贯广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听朝廷命剿捻军，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儿。梁承光的儿子梁济当时只有八岁，家贫不得回广西，母亲带着他到北京讨生活。在母亲的督导下，梁济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涵养出忠贤胸臆。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济二十七岁，考中举人，他的父执多贵，而他不求闻达，直到四十岁才当官。梁济做过内阁中书（四品）、民政部主事（相当于处长），十余年不升不调。 　　梁济的官职不大，口碑却隆。他说：“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据说有赶驴车的看到他，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 　　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辞职家居。民国的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拒绝，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变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对梁济（他的字即是巨川）来说，这一变易是难济未济了。他认为：“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因此在民国元年（1912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 　　但梁济绝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极为广阔，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着。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也给予了不少支援。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济的态度是旁观。 　　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他自己曾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因此，从他计划殉清到实现，整整七年，他都在观察新的时代、新的社会，他对民国寄予过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缓和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 　　但他痛心地发现：“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济甚至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自杀，也许他知道有人会称他为“梁疯子”。他说，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1918年，梁济六十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1918年）十一月十日，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在留下的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可以说，梁济绝非遗老，也毫不糊涂，他说：“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梁济赠梁漱溟两个字：“肖吾” 　　梁济的儿子梁漱溟认为，梁济有任侠、认真、不超脱等特点，这些精神个性也影响了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六十岁自我了断的中国人极为开通，他对友人对孩子都是和蔼的、循循善诱的。 　　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他“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梁济不让他读，而让他学习《地球韵言》。年轻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梁济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他的影响是有力的，使得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跟他一样，以至于在梁漱溟十七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 　　自杀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经下了决心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系讲师的儿子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