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建构主义视角分析中印间安全困境.docx

试以建构主义视角分析中印间安全困境摘要：安全困境是现实主义理论关于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常用以解释国家间紧张，敌对与冲突的一个命题。而长期存在于中印双方的安全困境是成为双边关系发展出现波折，阻碍甚至恶化的重要原因。本文将从温特的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中印间安全困境是社会建构所形成的，并分析形成中印间安全困境的非物质性因素，包括无政府状态的文化结构、身份与认同、话语权以及共有观念等。关键词：建构主义、安全困境、无政府结构、话语权、共有观念本文主要是以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的建构主义思想为切入点，也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是一部全面提出和阐述温特社会建构理论的著作，它的主要论点是社会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具有动力。建构主义的核心在于“观念”和“文化”，无政府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国家所持的社会共有观念势必造就对外政策行为，这种行为又加强和再造这样的观念。相交于新现实主义注重权力，新自由主义强调利益，建构主义却一反这种物质主义的理论假定，认为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内容并因之产生作用，首先是观念使然。而无政府状态并不在所有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同的一种逻辑。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每一种都是由关于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不同社会共有观念结构建构而成，分别是：“霍布斯文化”——敌对，“洛克文化”——竞争以及“康德文化”——合作。无政府本身没有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近年以来，中印民间与官方围绕着历史与现实问题产生了诸多摩擦与对立，使得自1976年起开始缓和的中印关系产生了诸多困境，尤其是双方对“藏南”领土的争端，印度对“藏独”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以及针对为应对中国而不断扩张军备等问题不仅一直在刺激着两边官方敏感神经更是在撩拨着两边民族主义情绪。中印两国，同为亚洲崛起的新兴大国，在亚洲大陆这局棋盘上进行着各种战略博弈。在我看来，领土问题，军备问题等只是中印双方这座巨大冰山上的一角而已，而藏在这些历史与现实问题下中印双方间的“安全困境”才是引发双边关系出现重大的战略变化的根本原因。认清中印间“安全困境”，对当前在战略高度上把握中印关系的走向，维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促使中国“和平崛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就以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产生这种“安全困境”。安全困境与中印关系的僵局“安全困境”，又称为“安全两难”，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它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一个国家即使是出于防御目的增强军备，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国家难以摆脱的一种困境。这一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在1950 年首先提出。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安全困境称之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他指出，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你会对其他国家有现实的恐惧感，别国也会对你有同样的恐惧感。也许你对别国根本无伤害之意，你所做的只是一些平常不足为奇的事情，但你无法使别国真正相信你的意图。你无法理解别国为什么会如此的神经质。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有敌意的、无理性的，都不肯做出可使大家都获得安全的保证或承诺，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就是这种“安全困境”状态的产物。罗伯特·吉尔平曾指出，今日国际政治归根结底与修昔底德的时代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在无政府状态下，雅典实力的增长与斯巴达的恐惧导致了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华尔兹认为，“无论拥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也无论系统中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都不得不与安全困境并存，因为造成安全困境的不是各国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国家所处的环境。这一困境无法得到解决，只能加以或难或易的应对。”这里的“环境”就是无政府状态，华尔兹用他的结构现实主义把安全困境的产生机制做出了最简单的解释。“它的成立只需要两个最简单的前提条件: 一是国际无政府和自救状态,二是国家求生存的意望。换言之,只要无政府状态还持续,只要国家还有求生欲望,它就逃脱不出这一左右为难的境地——为了生存, 就必须加入一场周而复始、没有尽头的军备竞赛；但若不参加这一劳民伤财的竞赛, 就得付出危及国家安全乃至生存的代价”。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安全困境的核心在于，一方安全的增强会削弱另一方的安全，这不是因为错觉或虚幻的敌意，而是因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环境。每一方都认为对方不仅是潜在的威胁，而且对方的行为也表明它就是现实的敌人。一方面，一个国家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被视为威胁性行为；另一方面，国家又认为对方的敌意行为只能产生于对方的侵略性”。观察今日中印关系可以发现，中印所处的情势完全符合安全困境的特征。由于中印双方相互毗邻以及受历史恩怨的影响，加之双方的共同崛起，所以中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