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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超国民待遇应缓行 　　所谓超国民待遇，也称优惠待遇，作为国际投资法上的一个概念，具有特定的法律意义，即指一国对外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给予优于本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待遇。中国已经加入WTO，长期以来为吸引外资而采取的超国民待遇措施是否符合WTO多边贸易规则中的国民待遇标准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些学者遂提出日后要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对内外资实行完全待遇标准。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欠妥，取消超国民待遇应当缓行。 　　一、超国民待遇的种类 　　目前我国对外资实行广泛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所得税优惠、关税优惠、再投资优惠)，土地使用优惠，外汇管理优惠，产品销售、物资供应优惠，劳务费用优惠以及水电优先提供等优惠措施。 　　二、超国民待遇合理性论 　　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如一把双刃剑，对东道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利有弊。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在现阶段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是由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实行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而又不违反WTO多边贸易规则的超国民待遇，所获好处足以抵消其成本。 　　第一，我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尚未最终完成，计划经济体制仍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一些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领域对国家仍负有特殊的义务，这些特殊的义务不可能一并施加于外资企业;另一方面国家在工资、价格、物资供应、信贷等方面给予国有企业以特殊的支持，这些支持也不可能由外资来分享。但是，国民待遇的经济学基础在于实现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减少政府行为对市场的扭曲作用，为内资与外资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在我国诸多领域未实行国民待遇的情况下，给予外资一定的优惠，是对外资“损失”进行一定的“补偿”，为内外资公平竞争创造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 　　第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以此身份加入WTO。目前，国内的投资环境大致表现为：受经济和行政体制的束缚，外资对我国政策、法律的稳定性及连续性心存疑虑;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低，人口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劳动生产率低。因此我国急需吸引外资加快经济发展。实行适当的超国民待遇措施，不失为吸引外资的良策。 　　最后，从国际环境来看，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呈现下降趋势，发展中国家普遍修改外资法放宽政策，实行一些超国民待遇，如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后纷纷放宽政策以吸引外资。因此，实行超国民待遇给予外资一定的优惠是国际竞争的需要。 　　三、超国民待遇形式合法性论 　　超国民待遇是否符合国民待遇标准，须从国民待遇的概念分析。纵观各国外资立法和国际条约，对国民待遇的定义有两种。 　　第一种定义是，国民待遇是指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的待遇应不低于(no less favorable than)其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如GATT1994规定国民待遇原则的第3条第4款“任何缔约方境内产品在进口入另一缔约方境内时所给予的待遇……在优惠上不得低于原产于本国的相同产品的待遇……”TRIPS协议第3条规定“……每一成员给予其他成员方国民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GATS第17条也采用了此类定义方法。这种定义在法律上并不排除东道国对外资实行高于内资的超国民待遇，与超国民待遇是相容的，这也就承认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而制定的优惠政策。 　　第二种国民待遇的定义是指，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应“等同于”(as the same favorable)其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这种定义源自传统国际法对国民待遇的规定，一些国际投资法律文件采用这种定义，如1986年中英投资保护协定第3条第3款。依此类定义，从表面上看，国民待遇与超国民待遇是相抵触的。其实，国民待遇与超国民待遇不管是在实践上还是在条约上均是相容的，理由是： 　　1.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即使是采用“等同于”的定义，国民待遇也根本没有妨碍东道国对外实施各种优惠措施。 　　2.一些作为WTO成员方的国家，相互间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或组成了区域性的国际经济组织，此类协定或条约中虽规定了“等同于”的定义，但还规定了“权利保留条款”(clause on Preservation of Rights)，并不排除缔约一方根据其国内法和国际法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以更优惠的待遇。例如，1993年中国与斯洛文尼亚投资保护协定虽有缔约一方应给予来自缔约另一方的投资以与内资同等待遇的条款，但同时规定了“权利保留条款”。可见，这种定义要求内外资待遇相同只是底线，其本身并不排除给予外资以高于内资的超国民待遇。 　　3.在国际习惯法、国际投资条约中，与国民待遇标准并列的一般还有一项对外资的绝对待遇标准，即“公正与公平待遇”。由此，在东道国对内资待遇很低的情况下，如把国民待遇理解为外资获得的待遇与内资完全等同而不能更高，该东道国对外资的待遇可能就达不到“公平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