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对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思考.doc

对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思考 　　一、法官助理管理体制构建的相关环节 　　法官助理制度涉及的内容众多，彼此间关系错综复杂，互为因果，为便于理解、叙述。 　　这其中，除国情外，法官助理的目的性质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几乎其他的所有环节，在整个制度构建中居于中心地位;而法官助理的职责、配置方式虽然更多地属于审判运行改革的研究范畴，但亦和法官助理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 　　(一)目的性质 　　1、改革的直接动因(价值取向) 　　任何司法改革的根本目的当然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正与效率，或者更进一步说，是通过制度变革塑造良法秩序的法治国家。但一般而言，在讨论某项改革的具体目的时，通常需要考虑的因素有二：一是该项改革所贯彻的新的司法理念，二是该项改革的积极功效。苏泽林曾指出，设立法官助理，目的是通过合理划分审判工作职责，理顺法院审判人员与其他各类审判辅助人员的关系，保证法官专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以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这显然指的是后者。而对于前者，虽然当前许多论述中对助理制改革贯彻的是法官职业化建设这一司法理念并无异议，但往往将其与法官助理制度的各项积极功效并列表述，未能予以特别重视，致使“一些法院的试点工作似乎偏离了法官职业化的方向，而是朝诉讼程序或审判方式改革方向走了”。事实上，由于当前法律救济高消耗与司法资源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虽然这本身并不是法官助理改革的主要动因，未进行试点的法院的也未见得无法完成审判任务或是严重影响审判质效，但是要在此背景下严格控制甚至有效降低法官的数量，实现法官职业化与精英化，则必须为法官配备有效的辅助人员即法官助理，从而保证法官的时间和精力，这方是改革的直接动因和最主要的目的。肖扬院长曾指出，推行法官助理制度，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方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意见》(下简称《试点工作意见》)中亦将建设一支职业化的法官队伍，列在试点工作目的的首位。 　　2、性质定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下简称《职业化建设意见》)及《试点工作意见》均将法官助理定位为从事审判业务的辅助人员，这一点相信没有异议。但对于法官助理是否享有部分非核心的审判权的问题，则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最高院曾在《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法官助理没有审判权，但其后又在《试点工作意见》中将此句删去，并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确定举证期限为法官助理的职责，笔者认为，这实际上默示了该问题尚未有定论，可以进行进一步探讨。客观上，法官助理基于履行其职责的需要，必然要行使一定程度的调解权、释明权、程序决定权等，至于这些权力是否归属于审判权，应属于概念性的理论研讨范畴，试点法院不必为这个问题牵涉太大的精力，该问题的待决也不会对试点工作的开展产生严重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许多论述中将法官助理定位为法官的助手，该理解缘自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然而，虽然美国的法官助理制度出现得最早也最完善，但在那里，法官助理被称作是“不穿法袍的法官”，其经历是一种荣誉，它使法官助理非常容易被社会承认，显然我国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水平。当前我国法官助理的社会地位及法官的整体素质决定了我国必须更多地参照大陆法系而非英美法系的模式，即法官助理的工作流程、工作要求和工作标准应更多地由制度规定，而非按照法官个人的要求办理，法官助理应具有相对独立性[8]，两者间不仅仅存在指导与服务的关系，还应当建立起协作与监督的关系。从工作形式上看，助理是辅助法官的人员;但从审判机制的角度出发，助理的工作甚至应对法官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其有利于审判工作的环节化和裁判的公正化[9]。法官不能要求助理去做其职责范围以外的工作，除非情势必须且法官助理有道义上的义务或其自愿;法官也不得随意干涉、介入或影响法官助理在其职责范围内作出的独立认识和判断，否则虽然可以增强法官的荣誉感、责任感，但会严重影响助理的职位认同感，也可能出现经济学上的“格雷欣现象”，即劣币驱赶良币，导致南橘北枳的结果。 　　(二)职责 　　概括而言，法官助理从事的是智识型审判辅助事务，其应具备中度疑难、中等重复程度及少量的自由裁量权等特征[10]，具体的职责范围最高院则在《试点工作意见》中明确列举了十二项，各试点法院也基本均遵照执行。虽然理论界对于法官助理可否主持调解及草拟文书的争议很大，但就管理体制而言，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需要对书记员的职责作进一步界定，避免法官助理与书记员的职责出现交叉或混同。《试点工作意见》中规定书记员按照《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履行职责，但后者的表述却比较模糊(如书记员负责“庭前事务性工作”，“其他事务性工作”等)，和法官助理的职责表述区别不大，从而影响了法官助理职责的明确。根据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