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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的堕胎权 ——以“三段论”划分标准为视角 内容摘要：堕胎自由与否，在美国历史上历来争议不断，但是在罗伊案判决后堕胎权利受到更多的讨论与研究，并且已经导致政治化的倾向。罗伊案判决中备受争议的一部分就是堕胎权利的“三段论”划分。罗伊案后的著名堕胎案件基本上都涉及到了“三段论”划分。尽管“三段论”划分不是完美的，但它能够给堕胎权利与胎儿生命提供一个平衡点，使各方利益在博弈中得到平衡，因此有其合理性。 关键词：堕胎权 罗伊案 三段论 在罗伊案发生之前，美国历史上已经就堕胎问题有所争议与分歧。而堕胎法案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19世纪中期之前，美国各州并没有禁止堕胎的制定法。但是，随着职业医生对江湖郎中的排挤，美国医疗协会加入此堕胎问题的行列，从道德立场攻击堕胎；随着出生率急剧下降，美国的教会势力特别是清教徒势力对此也有所干涉，驱动美国立法者禁止堕胎。而在罗伊案判决以后，堕胎权的争议更加激烈。罗伊案判决以前，堕胎问题未受白宫的干涉，在选举及施政上亦未重视。该案发生后，堕胎问题引起全面关注。以尊重妇女选择权的“选择派”和以维护胎儿生命权的“生命派”展开交锋。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此亦各有主张，前者倾向于“选择派”，后者青睐“生命派”。每当大选来临，堕胎就成热点话题。 从罗伊案开始，关于堕胎的案例主要有三个，即“罗伊诉韦德”、“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服务中心”、“南宾州计划生育诊所诉凯瑟”。在罗伊案中，Blackmun法官将堕胎权视为隐私权，形成了著名的备受争议的“三段论”划分法。“罗伊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进行了孕期三阶段分，从而也规定了每一阶段的堕胎权限，怀孕的前三个月，母亲的身体是她自己的，她和医生有权决定她是否堕胎；在怀孕的四至六月，州政府有权利和义务保护母亲的身体，允许为保护母亲的身体而进行堕胎；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只有在挽救母亲生命的情况下方可允许堕胎。”而在韦伯斯特案中，多数法官的意见认为：罗伊案判例关于胎儿存活性三阶段划分是一个应当纠正的错误。并且多数意见还批判了罗伊判例关于堕胎自由属于隐私权的观点。但该案的法院只是修正、限定罗伊判例，而没有推翻罗伊判例。而凯瑟却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凯瑟案的联合意见不仅推翻了罗伊案的三段论划分标准还提出了新的违宪审查标准——“不当负担”。 尽管以上三个著名案例对“三段论划分”标准的认可度不一样，从产生、限制再到推翻，但是“遵循前例固然是法制的基石，但在宪法领域前例的约束力低于其他领域，除宪法修正案外，联邦最高法院是唯一可以进行变更的机构”的理念及原则使“三段论”划分标准也有复活的机会，毕竟还是遵循先例与推翻先例是并存的，再加上堕胎问题的政治化使得堕胎的政策与法律不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因此，笔者认为“三段论”划分标准甚值研究与讨论。 从历史上的著名案例及社会争论来看，主张限制与推翻“三段论”划分标准的理由不过如下几条：1）胎儿存活性三段论是一个僵化的划分，它使美国宪法成为希腊神话中的Procrustean床；2）罗伊判例将规制堕胎的时间限定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没有根据；3）罗伊判例的三段论划分既不符合判决主文所承认的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确保妇女选择不受政府干预而必不可少的措施；4）三段论划分不是以宪法而是医学为依据，随着医学的发展，这种划分将更加专断；5）生育权不仅女人享有，而且男人也有，堕胎权无视男人的生育权。 尽管存在上述反对或质疑，但是笔者认为三段论划分标准如果经过不断地合理完善应该非常具有合理性，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应该都是甚有价值的。 首先，现在法学界对于权利义务关系的主流观点认为权利和义务在总体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结构上是对立统一的；总量上是守恒的；功能上是互补的；价值上是一致的。权利与义务互为存在条件：社会设定某一权利必定有相应的义务，否则权利就形同虚设；设定某一义务也必有相应的权利，否则义务便不是社会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所以从权利义务对等来看，孕妇的堕胎权与孕妇生育抚养义务应该对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女人并不再天生的生育工具，因此妇女承担的生育义务将逐渐的减轻与退化。但是，如果国家与社会一定要求让妇女承担如此沉重的生育义务，那么妇女所承担的痛苦就应当被理解。为了生育，妇女会遭遇各种痛苦与折磨：1）结婚后可能面临的婚姻家庭矛盾以及责任；2）怀孕期间所忍受的寂寞与痛苦；3）因被强奸而意外怀孕所要忍受的社会谴责与家庭等亲朋的背叛等；4）孩子分娩后的长期养育并不是每一个妇女都可以接受的。如果国家或社会理解或明白妇女的痛苦之后就应该给妇女堕胎选择的自由。或者给予妇女一定期限的选择，如同“三段论”划分标准的第一阶段，在第一阶段妇女与医生商议后就可自行选择；而在后两个阶段妇女就没有选择权。笔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