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参考.docVIP

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 【摘要】：19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被他们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其主要目标在于重估清帝国长城内外,包括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等广泛领域内的历史,至少具有三个鲜明的核心特征：一,质疑清廷及满族的“汉化说”,强调清朝的满洲特质,重视民族关系的研究,认为正是清廷的少数族背景,使得它能够超越传统的夷夏观,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长城内外的一体融合,从而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最大的政治遗产——多民族聚居的广袤领土；二,进而质疑清的“汉本位”王朝说,反对清对外关系中的“朝贡体制”观点,强调清廷处理周边关系的多样性的同时,认为清帝国也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帝国进行着毫不落后的竞争；三,在对内反“汉化”和对外反“汉本位”的立场下,对少数族和边陲地带的关注使得原来处于历史研究视野边缘的群体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妇女、胥吏等。“新清史”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学术基础,即中国大陆的各种历史档案等原始材料与实地考察访问机会对美国学者的开放和强调中国内部因素的反西方中心论的“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最晚都可追溯到1980年代初。1980年代以来的清史研究,在不断扬弃旧研究方法和观点中,发掘着新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及中国“内生”的历史动力,是“新清史”当然的准备阶段。同时由于柯文、黄宗智等学者已经对1980年代以前的美国清史研究状况作了杰出的总结。因此,文章对美国清史研究的论述从1980年代开始,并以其与“新清史”的联系为线索。美国新清史的研究,由于具有在“纵横”上将中国分为不同层面和区域,“内外”上将清朝放入世界背景中,“上下”上关注边陲地带和族群关系等特点,从而具有了既向综合也向细化无限扩张的趋势。因此,必须对论述对象有所取舍,这样文章将主要集中于专著和文集,只有前两者不能满足论述需要时才补充以必要的期刊论文。文章将1980年以来的每一次“新”突破或“新”推进作为一个专题,同时也是论文的一章展开。为论述清晰计,章内又基本以重要论著出版时间为序进行述评。如此,大体上分为：民众史、经济史、精英史、法律史、城市史、民族史、外交边疆史和妇女史等,共计八个专题(章)。其中后三章集中体现了新清史的三个核心特征,而属于相对传统的研究领域的前五章既是新清史的准备阶段,又在发展中与新清史交织在一起,成为新清史的一部分。第一章“民众之作为群体”,论述了清代民众群体事件史研究,包括华北农民的求生策略的生态根源分析、义和团运动的民间文化要素、清末新政时期的农村反抗、民众叛乱的宗教动力和东南沿海的海盗研究等,强调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的内部动力机制,打破了原来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这些都为新清史的兴起提供了学术氛围和一定的方法论准备。第二章“新经济史中的清代”。在注重世界背景和制度分析的世界“新经济史”潮流中,学者们重估了西方入侵前的中国经济。黄宗智教授深具影响地挪用了“内卷化”概念将中国经济定性为“没有增长的发展”,而濮德培的湖南经济研究则证明清代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有所作为而且达臻传统国家的最大经济潜能。高家龙的企业史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经济中的帝国主义因素,曾小萍的盐业研究考察的是中国传统要素,前者打破了原来在华帝国主义的同质性假定,后者则证明了传统因素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王国斌和彭慕兰将中国经济置入世界视野下,证明中国经济甚至领先同时代的西方,驳斥了中国要为自己在近代被西方侵略负责的观点。曾小萍和王国斌等在清代财政和粮仓制度的考察中,揭示了清代国家在财政和食物储备上的成就。这里,新经济史所体现的中外比较的世界视野恰恰也正是后来新清史的基本视角。第三章“新官方史——18世纪清代国家与精英研究”,考察了美国学者对西方入侵前的中国国家的研究。与前两章一样,在新材料的刺激下,学者们重新评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和精英阶层。由于18世纪的中国既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盛世”政治-经济体,也可能埋下了此后中国衰落的种子,因此这一时段的中国历史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而同时,18世纪中国研究不仅是新清史的直接来源,也是新清史的重要特点之一。第四章“司法档案里的清代社会”,指出主要在黄宗智的倡导下,中国法律史研究从制度史的研究过渡到了法律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在大量存世的清代基层司法档案和中央存档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活跃的“民法”社会,不仅打碎了关于中国传统法律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论断,也借以复活了讼师、胥吏和妇女等原来历史研究中边缘人群的历史。虽然黄的研究不属于新清史范畴,但其追随者基于法律文件的社会史研究却已属于新清史关注边缘人群思潮的一部分了。第五章“新观点下的清代城市”。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经济活力和民间团体的活跃,也引发了关于“公共领域”等西方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大讨论。关于承德的研究,作为新清史的典型案例,论证了承德在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