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抗争者的访谈.docVIP

针对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抗争者 我：您好，请问您是朱令的母亲吗？ 朱阿姨：是的，您是找我吗？请问您是谁？ 我：真不好意思，大中午的还打扰您。 朱阿姨：没事的，您有什么事呢？ 我：朱阿姨，我是一位大学生，因为您是一位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抗争者，我想针对您女儿朱令的事件和您的网络抗争问您几个问题，耽误您少许时间，您看可以吗？ 朱阿姨：没事的，我已经接受过许多人的采访了。你问吧，我现在正好没事。 我：谢谢您，朱阿姨。首先我对您女儿的不幸遭遇感到抱歉，如果我问的问题勾起了您的悲伤回忆，我实在是很抱歉。 朱阿姨：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该过去了都已经过去了，没事的。 我：好的。朱阿姨，您今年多大了？ 朱阿姨：我今年72岁了。 我：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朱阿姨：我是做技术工作的，98年就退休了，她爸爸晚两年。 我：您和朱令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呢？ 朱阿姨：我们一直都是在北京生活的。 我：朱令现在生活只能由您老两口照顾，那生活经济来源是什么呢？家里的经济条件紧张吗？ 朱阿姨：经济来源是我和朱令她爸爸的退休金，现在经济条件有点紧张，但并无大碍。也有许多个人和组织给我们捐款，很感激这些人，让我们在经济上减少了许多压力。 我：好的。19年前，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朱令中毒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警方认定为投毒，也曾锁定了嫌疑人，但因种种原因又取消了对她的审理，之后这个案件就再也没有定论。我相信您个人也做了许多调查，也有过许多抗争。请问您抗争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朱阿姨：朱令是我的孩子，出了这样的事，她的一生全被毁了。现在她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她爸爸从早到晚闲不住，早晨从7点钟开始，就必须给她清理气管，因为她肺部功能比较弱，总是发炎，痰很多，所以每天都要进行吸痰、雾化，再帮她把衣服穿好，给她洗漱，大概10点多能完成。我们就帮她进行简单的活动，总躺着肌肉萎缩的很厉害。扶着她至少让她可以坐起来，坐起来还必须吸氧，氧气管就随时套在气管那，我和她爸爸给她做些按摩。转眼就到了中午，中午继续吸痰这些护理，帮助她大小便，一切做完之后，我们才可以陪着她一起躺一小会儿，然后下午继续帮她活动，一直到晚上。该受的罪都受过了，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我，她爸爸还有朱令谁都不能接受啊。 我：我能体会到您心中的痛，也对您每天对朱令的悉心照料表示敬意。那您认为您的利益受损间接的，还是直接的？这种利益受损程度，如果是在若干年前，您能忍受嘛？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忍受了呢？ 朱阿姨：当然是直接的。这种利益受损程度在原来不能忍受，在现在也是不能忍受的。我必须要弄清真相，找出凶手，给我的孩子一个交代。 我：您有没有通过制度性渠道维护自己利益？如果有，效果如何？ 朱阿姨：朱令出事前，94年11月份，我刚从外面出差回来。朱令在学校好几个月没回家了，说最近特别忙，12月9日有场音乐会。朱令在乐队里算主力了。朱令说，忙得回不来家，音乐会要了几张票，想让父母去听。她爸爸说要去学校拿，顺被给她补过生日。她爸爸在中关村找了个饭馆，结果她说肚子疼，饭也没吃好。她说越来越疼，到音乐会那天就相当厉害了。我非常担心她。之后我们就去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什么来。2月20日，朱令返校的时候身体还是一塌糊涂。当时她满心希望不担心学校。所有人都说不要去上学了，因为她每天都疼的不行，根本没力气。她当时还想参加双学位、德语和其他选修课的学习。之后我们又去了北京协和医院，3月9日，在协和医院李舜伟大夫当时就高度怀疑是铊中毒。4月28号报案，到六月份放假，我特别着急，一直打电话问。侦破小组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努力工作。到10月份，我就更着急了，他们回答，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只剩下一层窗户纸了。但他们一直都是说，已经上报请示了，也许就破了。在我和办案组的接触中，他们始终说在办，但没告诉我结案了。2007年，有个政协委员曾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从他那知道，他收到了公安部门回函，这份书面文件说朱令是被投毒的，但因为报案时间晚了，证据不全，尽快办结此案。我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没有得到一个答复。当时我和她爸爸都认为协和医院误诊并耽误了治疗时间，才使得铊中毒给朱令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1996年12月，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接受的委托将协和医院起诉至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80万元。1997年10月，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协和医院不存在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1999年4月2日，一审协和医院胜诉。抗争情感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博弈关系的转变，弱势群体普遍被剥夺感在这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强化，逐渐形成弱势群体的社会认同。网络新意见群体以其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感知运用网络建构公共议程，增强了弱势群体的自我感知，在虚拟空间建构重构弱势群体的社会认同。抗争行动的意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