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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问题”的重新解读 　　[摘要]“斯密问题”引发了经济学界关于人的本质究竟是自利还是利他的持续讨论。在斯密的著作中并没有将利己和利他截然对立起来——利己或利他都是斯密关于人类天性若干雏度中追寻的一种，而“公正”这一思想才是斯密著作中所要突出的理论精髓，从而为斯密所设想的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公正的制度框架才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其中。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关于“情感共鸣”等概念的相关论述已经在现代生物试验中得到了科学的印证。 　　[关键词]“斯密问题”；自利行为；情感共鸣；镜像神经元 　　 　　一、引言 　　 　　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学应该是关于人的学说。对此。马歇尔曾作过这样经典的概述：“经济学之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主要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最为可衡量的动机所支配的那一部分，因而这一部分的活动就比其他部分较能接受有系统的推理和分析”。事实上，对个体行为模式的分析贯穿了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对人们经济行为的不同解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分水岭。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也是在对利己假设不断修正和补充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而对自利假设的不断质疑则衍生出众多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 　　但是，随着“经济学帝国”的不断扩张，出现了“自利行为假设的滥用”的现象。阿马蒂亚·森对此批评道：“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这些伦理考虑是能够影响人类的实际行为的。根据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这些复杂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的事实存在，而不是什么规范判断问题”，对利他行为的刻意回避必将导致“现代经济学出现严重的贫困化现象”。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经济活动中个体行为模式和动机的差异呢?本文基于文献对“斯密问题”的经济学阐释给予综述和评论，在此基础上围绕人的本质问题进行讨论和总结。 　　 　　二、“斯密问题”及其历史由来 　　 　　在斯密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一部是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另一部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这两部著作中，斯密对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动机进行了极其深刻的剖析，并以此为基础构筑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充分强调了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等道德因素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斯密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接着斯密进一步强调，“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使“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因此，“同情心”被斯密看作是驱使人的行为的基本动机。而在《国富论》中，斯密却向我们描绘了另外一种情形，“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推而广之，“每个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斯密认为，人天生就有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倾向。“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且为人类所特有”，人类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人性基础”并不是来自利他心，而恰恰是出自利己主义考虑。以上提到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这两段陈述被后世学者们广泛引用，被当作“斯密问题，，存在的有力佐证。 　　“斯密问题”的争论最早是由德国的历史学派发起的，历史学派反对古典经济学对“自利”的强调和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这种以偏概全的抽象的分析方法。他们认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人们的行为动机归于同情或利他，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或自私，在斯密著作中呈现出的这种利己和利他两种相互分裂的人性，即斯密的伦理思想与经济思想的矛盾，就构成了所谓的“斯密问题”。边际学派则试图证明斯密的两部著作是基于同一思想立场，并积极提倡作为“精密科学”的理论经济学，要以自然科学为模式建立起来，承认“经济人”作为方法上的假设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引发了围绕斯密的两部著作 　　 　　三、对“斯密问题”的不同解读 　　 　　围绕”斯密问题”的争论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斯密问题”是现实存在的，斯密的经济和伦理思想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