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宏观分析.推荐.docVIP

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宏观分析. 摘要：在是否要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问题上，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发生过三次交锋，这显示出APEC要求变革的信息，同时体现了APEC成员在争夺亚太事务主导权以及制定贸易规则上的利益冲突。随着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决策上采取更加符合国家利益的取向，从而协调与地区内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在经济上使APEC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在APEC的未来发展方向上掌握主动权。 　　关键词：亚太经济共同体，APEC， 对外经贸政策 　　1993年11月20日，在首次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英文缩写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提出以APEC为依托，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设想。这一建议当即遭到亚洲国家的普遍反对，克林顿旋即对其设想进行调整。此后，APEC曾就是否建立共同体问题进行过数次探讨，但终未在成员间形成共识。直至今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仍然是本地区领导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2005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APEC领导人会议提出“走向一个共同体：应对挑战、适应变革”的会议主题。2006年的汉城（今首尔）会议继续将“走向一个可持续发展与繁荣和富有活力的共同体”作为主题。美国还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并未在APEC成员间达成共识。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对外开放程度与1993年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对于是否要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问题，中国需要从国家根本利益的角度独立看待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APEC历史上就其发展方向进行过怎样的争论，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又应如何重新审视当今的亚太经济合作进程？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APEC发展争议与深层解释 　　1． APEC发展过程中的争议 　　纵观历史，APEC确实在亚太乃至全球事务中独领风骚，成为许多前沿性议题的推动者和倡导者。在全球事务的层面，1993年的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乌拉圭回合谈判进程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催化作用，使之于次年初完成。1996年，APEC率先提出制定全球信息技术协定，并得以实现。2001年“911”事件后，APEC于当年10月在中国上海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深入讨论反恐问题并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是“911”后第一个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名义共同发表的反恐声明。在区域合作层面，APEC根据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的特点，先后提出弥合数字鸿沟，协调粮食、环境、经济与人口增长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打击腐败等新议题，并制定合作框架。 　　在国际机制创新层面，APEC最具独创性。国际机制通常指“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行为体的预期以之为核心汇聚在一起”。［1］传统的机制模式所要求的区域经济合作实现方式是制定有严格约束力的组织章程，决策通过内部谈判而达成，并有普遍的约束力。APEC没有走这样一条老路，而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作方式。1994年APEC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茂物目标”，即APEC中的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承诺将分别于2010年和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次年的大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确定为APEC合作的“两个轮子”。1996年，APEC进一步确立了它独有的合作方式，这就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当年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高度概括的”APEC方式”，即“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江主席在会议上指出：“在集体制定的共同目标指导下，APEC成员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些原则和做法，照顾了合作伙伴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使它们不同的权益和要求得到较好的平衡”。［2］这一方式成为此后指导APEC进程的基本原则，也是APEC在引导区域合作总体方向和探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 　　然而，在APEC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争论。首先是西雅图会议的“大C小c”之争。1993 年7月，克林顿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阐述美国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其基本内容包括四项：（1）鉴于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美国决定增加对该地区，特别是亚洲的贸易和投资，把亚太地区变为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2）推行其“扇形经济结构”，以美日为中心，逐步向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及该地区其他发展中成员辐射，进而全面推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贸战略。（3）在亚洲继续驻军，以确保美国安全战略的实施。（4）推行人权外交，改变亚太地区的人权状况。［3］“新太平洋共同体”是一个融经济、安全和人权为一体的制度化构想，美国并未在APEC中全盘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