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失业、消费平滑和预防性储蓄推荐.docVIP

中国城市的失业、消费平滑和预防性储蓄 一、导言 　　经济冲击随时都会发生，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基于正常的商业周期、金融冲击还是经济结构调整。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冲击，许多个人和家庭将经历没有预期到的收入减少，亦或出现贫困的艰难时期。如何更好地帮助受到严重影响的个人和家庭度过这样的时期常常成为政府的一项重大政策决策。发达国家常用来抵销不利冲击影响的机制之一便是提供一个收入保障计划（注：一些发达国家也采取了各种失业保险（UI）计划，UI计划具有风险共享的好处，政府参与U I 计划本质上常常与收入再分配联系起来。）。且不谈这种收入再分配措施在经济效率方面的消极影响和对私人预防性储蓄的挤出效应（Engen and Gruber，1995），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还不得不应对非常有限的资源。因此，找到最有效的方式来帮助受经济冲击不利影响的个人和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问题。 　　政府提供直接的收入保障计划来抵销不利冲击的理论背景假定：单个家庭自我帮助的能力有限，个人目光短浅而不能为他们不确定的未来进行储蓄（Bauer 和Paish ，1952）。然而，根据永久性收入假说，单个家庭能够通过在正常时期储蓄和不利经济冲击时期动用储蓄来平滑他们的消费。许多经验研究发现，一定程度上永久性收入假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是有效的（比如见Bhalla，1979，1980；Wolpin，1982；和Paxson，1992）。根据永久性收入假说，认同预防性储蓄的富有生命周期模型认为，当未来不确定性增加时，当前的消费会下降而储蓄会增加，特别是在流动性限制很强的发展中国家（Caroll和Sanwick ，1994；和Deaton，1997）。这样，规避风险的消费者将试图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未来不确定性之苦。如果事实如此，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更有效率地、更好地运用稀缺资源，如给失业工人提供培训，给自我创业提供激励，而直接的收入保障仅仅提供给残障者、老年人，以及在失业最严重的时候提供。因此，单个家庭是否有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和他们在困难时期是否能够平滑消费，对于政府设计有效率和有效益的收入保障政策至关重要。 　　很大程度上，永久性收入假说的可靠性是一个经验问题。进一步说，有关预防性储蓄的经验研究已经发现可靠的结果（见Engen 和Gruber，1995，一个评论）（注：政府对失业提供收入保障计划的另一个解释是让面对流动性约束的个人采取合适的寻找工作的行为（Topel，1983；和Meyer ，1990）。）。因此，要回答在此提出的问题，针对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验研究是必须的。 　　中国经济最近20年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那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导向经济的转变。特别是最近10年左右，在国有部门、社会福利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重大改革给每天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失业已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之一。最近4年大约有1500万国有部门的工人成为冗员（Fan ，2000）。所有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正规信用市场的缺乏表明城市家庭可能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制约。 　　很自然地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城市家庭面对较大的突发性不利冲击时是否有能力平滑他们的消费。另外，在一个存在许多重大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的时期，预防性储蓄扮演了什么角色？ 　　许多研究调查了中国家庭的储蓄和消费行为（比如见Qian，1988；Jefferson ，1990；Qin ，1991；Ma，1993；Wang和Wen ，1992，Wang，1995；Jalan 和Ravillion ，1996；和Kraay ，1998）（注：全面的调查见Kraay ，1998.）。许多研究将焦点放在解释家庭的储蓄行为，而不是关于非预期的冲击下家庭平滑消费的能力。另外，绝大多数研究利用了总量数据。不过，Jalan 和Ravillion （1996，1998）和Kraay （1998）的研究调查了收入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和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对储蓄的影响。然而，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基于对农村家庭的调查（Jalan 和Ravillion ，1996，1998），或者基于地方性总量资料（Kraay ，1998）。另外，Kraay 的研究运用了1995年以前时期收集的资料，那时，对城市家庭而言，城市经济改革还没有经历足够的时间深化到未来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的范围。这些不足损害了他的结论，他认为，无论永久性收入假说还是预防性储蓄动机都不能解释中国的城市家庭储蓄。 　　本文利用了2000年进行的1999年城市家庭收入、支出和就业调查（UHIEE ）。提出的问题是城市家庭如何平滑他们的消费和他们如何应对未来的收入冲击。本文给予城市失业问题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