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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银行并购动机比较分析及启示 一、国际银行业并购动机分析 　　笔者将国际银行业并购的主流动机分为三类： 　　(一)逐利性商业动机分析 　　这是最普遍的一类动机。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其一切经营活动的根本动机就在于利润最大化，并购作为一种直接投资行为当然也不例外。在世界经济迅速走向自由化、全球化、各国金融当局日 益放松管制的背景下、金融竞争空前激烈。在追逐利润的商业冲动下，商业银行为了在较短时间内提高自身竞争力，都倾向于利用并购的手段。因为通过并购，可以：　　1、降低市场进入成本。竞争的 加剧使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规模萎缩，利润下降、迫使其积极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业务开拓有两条途径：一是内部发展。二是并购。除了创新业务之外，银行一般都不愿意采用内部发展的办法。因为一 方面市场容量有限，作为后发者难以获得优势；另一方面银行业务对技术与经验的要求甚高，而积累这种技术和经验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因此，收购一家经营目标业务的老牌金融机构更易让人接受，成 本相对降低，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例如，德意志银行收购摩根·建富，荷兰ING集团收购LAMBERT银行，都是为了向投资银行领域扩张。 　　2、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般而言，银行是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通过并购，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技术费用和网点建设费用，取消某些重复的业务设置并相应地裁减员工，更为重要的是， 银行可能获得管理上的协同效应(管理资源的充分利用)与财务上的协同效应(现金流量的充分利用)，使成本收入比降低，资产回报率提高。据所罗门兄弟对美国50家大银行调查，从1992年—1997年，合 并后银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从1％提高到1.29％。股东收益率从13.6％提高到15.9％。在获取规模效应的同时，并购也使一些相关金融产品的交叉销售成为可能。商业银行成为“金融超市”创造了更多销 售机会，提高了经营效率与盈利能力，达到了范围经济的效果。 　　3、追求竞争优势的转移。当银行试图获得另一家金融机构在某一方面的竞争优势时，单纯地学习与模仿常常是徒劳的，因为这种优势往往产生于这家机构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经营积累的组织资本与组 织经验、外部竞争者难以复制。这时，并购的动机就在于通过与目标机构的融合，达到转移竞争优势的目的。而且这种转移可能是双向的，会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例如，日本三菱银行擅长于日本本土 和零售业务，而东京银行作为外汇专业银行其国际业务和批发业务居日本各银行之首，两者的合并可以相得益彰，形成更强大的竞争力。 　　(二)化解危机性动机分析 　　伴随着金融竞争加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但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的特殊企业、某家银行一旦爆发危机，很可能会诱发挤兑风潮，产生骨牌效应，冲击整个金融体系的 稳定。因此，化解危机有时也成为银行并购的一种动机。对于并购方而言、这一方面保护了危机银行的存款人利益，避免了因银行破产引发的金融恐慌给自身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尽管危机 银行暂时失去了偿付能力，但其仍可能拥有相当可观的价值，特别是无形的“商誉”价值与传统的专业经营优势，这些都是长期积累的财富，倘若不是因为危机外部竞争者难以获得，这为并购方提供了 一个商机。荷兰IMG集团对巴林银行的收购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在西方，纯粹为化解危机、维持金融秩序而由当局安排下的被动性并购并个多见，更多的是从商业银行自身商业利益出发的一种主动性投 资行为，所以这种动机实质上是具有外部效应的逐利性商业动机。 　　(三)代理人个人动机分析 　　西方商业银行基本上都采取股份公司形式、内部人控制问题在所难免。商业银行的经营者作为所有者的代理人、要面临为人(所有者)还是为已的道德选择。—般认为，从个人效用最大化角度出发， 经营者都倾向于银行规模扩大，因为从中他可获得物质上与精神上更大的满足。很难测定在银行并购活动中到底渗入了多少代理人个人动机，但不可否认这种动机确实存在，甚至在某些时刻发挥关键作 用。我国银行并购活动中同样存在这类动机影响，但本文对此不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我国银行业并购动机的特色与成因 　　我国银行业开展并购活动的历史不长，但与国际比较，并购动机特色鲜明：即以行政安排的化解危机性动机为主，自主的逐利性商业动机严重不足。 　　无论是大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还是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有限的几次并购活动大多数不是银行的自主性投资行为，而是政府安排下的对—些经营陷入困境、资产套现能力差、不能支付到期债 务而陷入支付危机的金融机构的挽救性行为。如广东发展银行收购中银信托投资公司，海南发展银行接手海南72家信用社，中国工商银行兼并海南发展银行等。并购本身不取决于这些濒临破产的机构是 否符合并购方的要求，而是成为政府处理眼下金融危机、化解当前矛盾的手段。但这与西方商业银行的化解危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