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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配置及其优化途径 公司治理问题是在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出现分离之后日益凸现出来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经济社会问题。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企上市公司经过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其所有权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因而公司的治理问题以及由治理结构不合理引发的诸如经营和发展战略等问题也日渐突出起来，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而且已经直接威胁到上市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学术界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文结合我国国企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基本问题展开分析，并力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对策。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控制权配置存在的问题 　　截止2001年4月底，我国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124家， 其中A股上市公司1102家，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超过50%的有890家，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79.2%，其中持股超过75%的有63家，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5.62%，第一大股东中国家股和法人股占压倒多数，相当部分法人股也是由国家控股的。统计资料显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是由国家持股的占公司总数的65%，第一大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占公司总数的31%，两者合计共占比例高达96%. 就这些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而言，无论从竞争力、灵活性、对股东的责任感以及其所能延展的生命周期来看，其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而言，国企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主要问题仍然在于控制权配置失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股东的“不完全”性 　　国企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占绝对多数，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然而，政府作为所谓的“国家股”的股东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股东。因为，完全意义上的股东必须既是出资人又是经济人，它一定是对自己的投资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经济利益十分在乎。但国家作为股东且不说谁在实实在在地代表它尚未明确，更重要的是即使明确了也不会象经济人那样关心其经济利益。因为政府作为“公共人”并通过股东身份首先追求企业和社会的政治稳定，效率目标不可能被放在第一位。国企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东作为第一大股东，可能会形成如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并带来许多难以克服的后果。首先政府通过控制董事会实现对公司的最终控制。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主要经营决策人仍未能摆脱政府的直接任命或干预，这说明国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安排仍未实现市场化，在这种状态下，就很难保证公司的决策控制权与公司经营专有知识和信息的有效结合，公司的经营效率难以提高；其次是国企上市公司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是财产所有者与法人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至少也是政治功利与经济利益的混合体。因而，就其实质而言，大股东与经营者签订的是一个更倾向于政治而不是经济的不完全契约。国家股股东对公司在经济上趋于“弱势”控制，而在政治上则是一种“强势”控制。因此，这必然导致作为代理人的经理行为表现为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经济上的“道德风险”；第三，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由于具有双重身份和人格，使得对经理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能完全导致公司的效益最大化；第四是由此引起的内部人控制也不可能被限定在合理范围内，甚至由于契约的政治性倾向，还会造成对内部人控制的轻视和默许。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问题是大股东滥用股权（包括大股东转移利润和转嫁成本） ，因而否定大股东的存在。笔者则认为，大股东滥用股权主要是由于公司运作的法规不健全或不严密。大股东使用一切手段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符合股东经济人的属性，如果法律对大股东的关联交易等行为不加限制或限制不严密，那就不完全是股东的事。如果由此而否定大股东则必然会否定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职能，就会进一步造成对经营者监督的“缺位”，没有监督机制的存在，公司能够良好运作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国企上市公司在治理上的主要问题及其主要根源，在于其将控制权授予不主要追求经济目标的“不完全股东”。 　　（二）不完全的公司控制权市场 　　法马认为，董事会是一种引入市场机制的制度，是公司控制权的内部市场，接管则被认为是公司控制权的外部市场（法马，1980）。由此可知，公司控制权在一定条件下会在内外部市场间进行切换，从而起到自动约束经营人员的作用。从我国国企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公司的内外部控制权市场基本没有形成。公司的董事会由政府有关部门控制，只有通过效忠政府这一非经济的途径来争夺董事、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位。外部董事制才开始实行，由于外部董事是由董事长或总经理选聘，因而失去了其独立发挥监督作用的制度基础。这个结果造成了使用董事会这种市场机制的成本很高。加之，由于外部控制权市场的不健全，比如由于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这类非流通股的比重过高，再加上证券管理当局对通过交易市场进行的敌意接管的种种限制等等，使得公司的外部控制权市场无法起到及时替换高成本的内部控制权市场，从而使上市公司的治理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