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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流入的影响因素与外溢效应 评“FDI与经济发展：菲律宾案例” 　　Myrna Austria博士的论文“FDI与经济发展：菲律宾案例”，主要从菲律宾FDI的总量与结构、菲律宾FDI的影响因素、FDI对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以菲律宾为案例研究外资流入的影响因素是很有意义的，对同样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也具有重要价值。 　　论文首先介绍了菲律宾FDI的总量与结构。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加世纪90年代，菲律宾的FDI流入量开始逐渐增加。到2000年，其FDI的存量几乎是1990年的四倍。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元的升值以及菲律宾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菲律宾只吸引了很少的FDI，随着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工资的增长，菲律宾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可选择的投资场所。但是，相对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菲律宾占东亚FDI总流入量的份额一直较小。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外国资本通过兼并和重组（M＆A）进入菲律宾。 　　从FDI流入的部门结构来看，1990—2001年，制造业部门占FDI流入量的45.3％，但是，这一份额已有明显下降趋势。由于金融机构的自由化改革，流入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FDI逐渐增加，到2001年该部门占FDI总量的比重己经超过了50％。另外，公共设施尤其是通信方面的公共设施和矿业的FDI流入也在逐渐增加。 　　从FDI的来源国结构看，美国一直是菲律宾FDI最主要的来源国，不过其份额已从80年代的年均54％显著地下降到了1990～2001期间的年均16％。同期，日本的份额则从18％显著增加到25％。在欧洲国家中，荷兰、英国、瑞士和德国占了菲律宾FDI的最大份额。 　　Myrna Austria博士在论文中还介绍了影响菲律宾FDI的因素。首先分析了推动因素。进入菲律宾的FDI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包括FDI政策、投资激励、贸易自由化、汇率管制放松、其它领域管制的放松、货币政策和劳动力等。 　　在FDI政策方面，菲律宾政府在1991年通过了《外国投资法》，放松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规定在限制目录以外的领域，外资持股比例可以达到100％，取消了过去外资持股40％以上须经政府批准的限制。1996年，进一步缩小了限制外资进入行业的目录。 　　能源行业在1993年开始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994年，通过法案解除了对银行和保险业外资进入的限制。 　　在投资激励方面，菲律宾政府通过各种激励制度鼓励外国投资者来本国投资，包括对所得税、设备及其附属品进口税等各种税收一定年度的减免等。 　　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通过关税改革计划和进口自由化计划、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各种措施，降低了贸易和投资的壁垒，使菲律宾参与到跨国公司（MNCs）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使它们能够自由选择制造基地和管理中心。 　　在汇率管制方面，1992年菲律宾政府放松外汇管制，实行出口商可以保留全部出口收入，外汇可以在银行系统外的外汇市场自由买卖的政策。但是，汇率的自由波动导致了币值的高估和金融危机中比索的较大贬值，币值的大幅波动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发展。 　　在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方面，菲律宾政府一直致力于放松对能源部门、电讯部门、海运业和民航业的管制。服务性部门的改革与公用事业部门的私有化，增加了行业内的竞争程度，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在劳动力资源方面，菲律宾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较高，易于培训并普遍具有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其次，论文分析了约束因素。制约FDI在菲律宾更快增长的因素包括劳动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原料供应产业、政治状况和法律规则等。 　　Myrna Austria博士认为，在劳动力成本方面，菲律宾的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同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使得菲律宾成为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制造基地的吸引力大大削弱。　　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方面，与其它东亚国家相比，菲律宾目前仍处于劣势，它降低了菲律宾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在原料供应和产业集聚方面，菲律宾本地的原料供应产业很少而且很不成熟，降低了跨国公司使用当地产品的可能性，迫使他们进口中间投入品，这样就更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提高了生产成本。过去几年，为了克服这一限制，菲律宾政府将原料供应商聚集到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园，但到目前为止，这种产业的集聚效应还很微弱。 　　在政治状况与官僚体系方面，2001年以来菲律宾的政治不稳定阻碍了FDI的进入。另外，菲律宾的官僚体系腐败程度较高，在Berlin的世界（透明度）腐败指数排行榜上，菲律宾排名很低并逐年下降，其分数由2001年的2.9分，降至2002年的2.6分，又降至2003年的2.5分。在菲律宾，开业程序的办理需要50天，办理11个手续，而在澳大利亚只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