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理与乡土知识-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DOC

第六章 国家法理与乡土知识 ——司法所的乡村社会生活秩序 一、处理社会问题：司法所的调解 1、赡养纠纷调解 2001年，楚镇司法所曾调解了一件赡养案，因家庭困难且属于家庭内部纠纷，司法所没有以法律服务所调解的名义收取费用。办事人员杜华介绍案例道： 一个儿子不给母亲吃饭，我们调解不了，后来建议派出所拘留两天。派出所说，“这个怎么拘留？”后来拘留24小时，让他饿了24小时，他终于说，“想通了”，每个月给30斤米，8斤油，20元钱。口头处理。这样我们只是尽义务，本来应由司法助理员去做，但他不做，而让我们去做。这个老人上访到政府，政府让我们处理，这是我碰到的唯一一例。，实践中法律也总是“依赖于往昔的法律”。在国家法理上没有足够依据的权力实践，在乡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这种有别于现代化城市的地方性知识，我们姑且称之为“乡土知识”）中，它却是有依据的。在乡镇政治生态系统中，对这种在乡土话语体系中的“不孝”行为略施惩罚，是人们用以处理其日常生活的基本“储藏知识”的一部分，在“情理”上是说得过去的。而且，在这种法律限制模糊的地带，这样的行为一般而言不会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于是有了拘留24个小时的决定。事实上，饥饿也确实使得吴名“想通了”。在这里，或许很难说是司法所调解了纠纷，还是派出所的惩罚遏制了吴名的“不孝”行为，或是兼而有之。不过，“现代性与传统从根本上说是一对不对称的概念”，现代性本身也是一种记忆和历史。在这里，虽然没有实现“法律与政治的分离”，这种“实践智慧”却确实是管用的，在乡镇政治生态系统的现实主义视野中，问题得到了“处理”另外，之所以吴名支付的不全是货币，也同样是基于现实的需要，是考虑到在村庄这一特定的空间中，老人米、油不方便。看似繁琐，实际上却是“实践逻辑”切合了“规则的现实性”的需要。 2、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2003年初，楚镇司法所还调解了一件婚姻家庭纠纷，因最后并未形成财产纠纷，调解人员通过“讲道理”解决了问题，而没有“判决”，故也未以法律服务所调解的名义收取当事人的费用。案例的具体情况，解荣介绍如下： 五星村四组施某与其妻结婚已10年（双方都是再婚），两人所生儿子已经读小学。2002年农历12月某天，夫妻因建厨房意见不合吵架后，施妻将只穿了毛线衣的施某赶出家门。施某在外面稻草堆里睡了4个晚上后天气大幅降温，施某破门入家，但衣物已被施妻藏匿。于是施某找到解荣要求离婚，解荣说，“离婚诉讼要钱，你们能不能协议离婚？” 临走时，解荣对村治调主任说，“如果他们关系真正不能改善的话，可以找我们来协议或诉讼。给他办了算了，这男的确实也过得窝囊。”后来施妻似有改善，未离婚。 熟识乡村社会的人都知道，在乡村社会中有一套自己的社会生活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对于婚姻关系是只可促成不可破坏的，破坏他人家庭或多或少总是被认为不道德。对于这种话语体系，调解人员需要理解、分析、干预，并要力图在这种话语体系中，帮助社会角色实现自己的利益、愿望和意志。对于这个政治生态系统中的个体来说，“法治的目的不单是‘法治’，而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在施某索衣案中，施某原本是来请求解荣为其办理离婚的，但解荣采用的却是调解的权力技术。在施某家庭这个具体的场域当中，施妻在日常生活中显然占据着权力上的优势，作为法律工作者的解荣首先回避了施妻关于离婚及财产分割所涉及的问题，而是强调纠纷调解，并且要求施妻交出施某的衣服。 调解要实现权力的均衡，就必须对伤害能力强的一方进行抑制，以防止由权力“垄断化”给秩序带来伤害。但对于权力优势方，仅仅提要求是不够的，解荣必须改变这种权力配置状态，使其实现均衡，于是以“家庭暴力”和“坐牢”相威胁。如果了解《婚姻法》的话，我们知道，如果真是如此，能否将其适用于家庭暴力等相关的法律条款尚是有待商榷的。但对于乡镇政治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普通的农妇而言，这一点已经显得不重要。对于她而言，重要的是，以国家法律为主导的家庭以外的权力体系足可削去自己在家庭场域内的任何权力优势。面对家庭以外的“不确定性领域”，她已没有发展权力的“自由余地”。 如苏力所言，“人们需要法律或法制主要是需要它的确定性、可预测性”。当施妻被告知了其行为可能的结果的情况下（一种确定性），她选择了遵从法律（或者，准确的说应该是遵从了法律工作者关于法律的解释——对于解荣来说，说服性的话语并不必然要求是真实的，能达到说服的效果即可）。 当然，未必这场调解没有使施妻增长任何“公民权利”意识，但使得纠纷调解产生了实质性的效果的却远不至此。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要给施某办理离婚，解荣所认定的也不仅仅是“权利”，而是出于“社会行为的文化嵌入性”的逻辑。因为在乡村社会生活话语体系中，施某“过得窝囊”。实质上还是在乡镇政治生态系统这一特定场域中，司法所运用“权力/资源”配置技术对现实生活当中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