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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会计信息披露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安排的影响 　　企业产权理论 　　1．企业产权的内涵 　　现代企业产权理论表明，企业产权包括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两个方面。詹森和麦克林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虚构，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交易费用的存在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这些合约只能是一些不完备的合约。这种不完备合约意味着，当企业缔约方组成企业时，每个缔约参与人在什么情况下干什么、得到什么，并没有完全明确的说明。当实际状况出现时，必须有人决定如何填补合约中存在的“漏洞”，这就是剩余控制权，是企业缔约方对企业合约未曾注明的情况的决策权。同时，正是因为企业这个合约是不完备的，要使每个缔约参与人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剩余索取权，是它对企业收益在扣除固定性支付后余额的要求权。 　　从理论上讲，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之间应相互匹配。若缺少剩余控制权作为保证，剩余索取权将只是形式上的、缺少经济意义和没有保障的；同样，若缺少剩余索取权作为动力源泉，剩余控制权将只是一种“廉价投票权”，不承担投票后果，尤其是不利后果(张维迎，1999)。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很难完全匹配，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代理问题。公司治理就是要研究如何解决或减轻公司的代理问题。 　　2．影响企业产权安排的三要素 　　企业产权安排就是关于企业剩余控制权由谁掌握和企业剩余索取权由谁享有。以下3个要素对企业产权安排有重要影响。 　　(1)股权结构。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安排与企业的股权结构具有状态依存性(State—contingent)。对于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而言，剩余控制权通常由企业的控股股东掌握。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一般模式是，由股东选举董事会，再由董事会代表全体股东任命经营者，然后由经营者指挥雇员。控股股东通过控制董事会，进而控制经营者，掌握着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反之，股权高度分散的企业，股东人数众多，企业的每个股东仅根据其投入的资本(财务资本)拥有企业很小的一部分“份额”，不可能每个股东对经营者进行监督。而这种情况下，董事会本身又体现为“公共选择”过程，分散的小股东在许多时候无法使自己的意志在董事会中得以体现。换言之，分散的小股东权利的行使不能完全由自己独立决定，而必须依赖于其他股东的决定，分散股东的部分权利因董事会的公共选择而被和平“剥夺”。而且，由于拥有较小比例的剩余索取权而无法给股东监督经营者提供足够的激励，导致了分散股东都想“搭便车”而获益。因此，在股权高度分散的企业，剩余控制权通常由企业的经营者掌握。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部分企业的股权结构并不是要么高度集中、要么高度分散的离散状态，而是处于由高度分散到高度集中的连续分布。国别不同或地区不同，企业的股权结构差异很大。已有研究表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产权法律保护水平负相关。在产权法律保护程度越弱的国家或地区，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中国是一个产权法律保护程度较弱的国家，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很高，要么表现为政府控股而“一股独大”，要么表现为家族控股而“一股独大”。因此，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大部分由公司的控股股东享有。 　　(2)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本的价值贡献特征。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安排是与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本的价值贡献特征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的控股股东掌握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毫无疑问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企业的一般股东，承担了企业的部分经营风险，相应地也享有企业的部分剩余索取权。 　　经营者是否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这取决于经营者人力资本的价值贡献特征，它表现为专有性或专用性两种不同的属性。无论专有性还是专用性都能够为企业带来价值。专有性强的人力资本，市场稀缺度高，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对企业的租金分配具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并且能够很方便地退出。因此，专有性人力资本的激励较多地与竞争性工资联系起来(丛海涛，2004)。专用性强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其他资源的互补性高，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专用性人力资本退出企业比较困难，不能获得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准租，这样就容易产生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敲竹杠”(hold—up)问题。因此，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激励较多地与剩余分享联系起来(丛海涛，2004)。或者说，专用性人力资本享有更多的企业剩余索取权。 　　(3)企业剩余的可计量性。并不是任何类型的企业其剩余的计量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般来说，产品同质性高、产品销售市场透明度强的企业，其剩余的可计量度就高：反之，如果产品同质性低、产品销售市场透明度弱的企业，其剩余的可计量度就低。在后一种情形下，如果企业的经营者享有太多的企业剩余，经营者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会计政策选择权或者构造交易，为自身谋取更大的效用，导致企业剩余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