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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10年6月1日上午在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办公楼内，一男子持枪扫射，导致三名法官当场死亡，三人受伤，嫌凶当场自杀。据知情人士透露，嫌凶名叫朱军，是当地邮政储蓄银行的押钞员。至于为何枪杀法官，有人称该法院曾于两年前办理过一宗与之有关的执行案件，该案执行情况早已到位;而今日扫射的六名法官，均与当年的案件无关。 　　法院本乃说理的地方，为何竟然枪声大作?这让人们又想起近年发生于法院的几起爆炸案。 　　◆2005年2月25日，湖南永兴县法院院内发生了一宗爆炸案，造成一死两伤。而黄运财之所以要实施这起爆炸，原因在于他的儿子黄虎因为断指被劳动仲裁获赔30万元，而法院一审仅判其获赔1.6万余元，他对这份判决极其不满。(《法律与生活》2006年8月下半月刊) 　　◆2006年1月6日，发生的甘肃省民乐县法院爆炸案，在这一灾难性事件中共死亡5人，另有5人重伤，17人轻伤。起因同样是爆炸者钱文昭的儿子在法院执行中意外死亡，引发钱文昭与法院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纷。 　　◆2006年4月5日，在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一起爆炸案，造成一死一重伤，起因同样是爆炸者因为对于法院的判决不服。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有社会的地方就有纠纷，法院作为纠纷的裁判者，成了公民权利救济的堡垒，成了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这样一来，纠纷的各方当事者必然对法院寄予厚望。然而，当一锤定音的法院裁判不能让当事者信服时，当事者对法院的厚望就有可能变为失望，特别是在表达渠道不畅和维权机制缺乏的情况下，当事者往往容易走向绝望，采取极端方式发泄心中愤懑。因此，当下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畅通公民表达渠道，完善公民维权机制，这一切都得从国家制度层面予以整体改进，否则，法院作为纠纷的解决地，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公民愤懑的发泄地，其结果是，本应向公民敞开大门的法院将更加戒备森严。 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学者于建嵘去访问，此次台湾之行，于建嵘走访了台湾百姓，于是就有了 “台湾之问”和“台湾之答”。“台湾之问”和“台湾之答”，为我们走出当前困境指出一条可以借鉴的道路，现摘录于下： 　　于建嵘问台湾百姓：“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 ” 　　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 “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 ” 　　于建嵘接着问台湾百姓：“假如拆了怎么办? ” 　　台湾老百姓答：“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于建嵘接着又问台湾百姓：“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 ” 　　台湾老百姓答：“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于建嵘再接着又问台湾百姓：“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 ” 　　台湾老百姓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于建嵘再接着又问台湾百姓：“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 ” 　　台湾老百姓说： “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 　　于建嵘说有可能，台湾百姓说不可能。他们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就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阿扁”啊! 　　但是于建嵘不甘心，继续问：“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 　　台湾姓告诉于建嵘：“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