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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社会模式的反思与展望 文/安东尼·吉登斯 译/潘华凌 校/郭忠华 欧州的福利制度常常被看作是皇冠上的明珠——这或许是成就欧洲社会特殊品质的主要特征。2003年5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这两位欧洲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就欧洲认同的前景问题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保证措施”与“欧洲人对国家文明化力量的信赖”很大程度上已融汇贯通。①其他大多数赞同欧盟计划的观察者也都同意，欧洲社会模式（ESM）是——或者已成为——欧洲形象的基本部分。 把“ESM”输入google进行检索，有五千五百八十万个条目出现！如此大量的信息或许反映了如下事实：像有关欧盟的许多其他情况一样，ESM本质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虽然事实上该概念处于中心地位，但当我们试图明确地阐述它时，却多少有点令人困惑。曾经认为，ESM不独是欧洲的，不完全是社会的，也不完全是一种模式。② 如果它是指有效的福利制度，有限的不公平，那么，其他国家恰恰与欧洲国家一样发达。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超过了葡萄牙和希腊，更无须提及扩大了的欧盟25国中新加入的国家了。ESM不纯粹是社会的，因为不管如何定义它，它从根本上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再分配。它不是一种单一的模式，因为欧洲国家之间的福利体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关于ESM，存在着众多不同的定义，尽管它们都集中于福利国家。例如，丹尼尔·沃恩-怀特海（Daniel Vaughan-Whitehead）列举了ESM的不下于15种要素。③3我们或许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ESM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价值、成就和抱负的组合，它欧洲国家之间的实现形式和实现程度各有不同。我有关于它的观点如下： 一种发达的、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由相对高水平的税收提供资金来源； 一种健全的福利体制，它在某种相当高的程度上为全体公民，尤其是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有效的保障； 限制或阻止经济或其他形式的不平等。 维持这些制度的关键角色是“社会伙伴”（social partners）、工会组织以及其他促进工人权利的机构。每一种特征都必须与扩大整体经济繁荣和（理想地）完全就业相结合。 ESM具有其总体价值观：全社会共担风险、共享机会；培育社会团结或凝聚力；通过积极的社会干预，保护最弱势的社会成员；鼓励工业领域中的协商而不是对抗；为全部人口提供一个丰富的社会、经济公民权利框架。 一、压力与紧张 包括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内，几乎所有人都同意，ESM目前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甚至正在衰败。福利国家处于被围困的状态。30年左右以前，它似乎能够提供稳定与保障，但它现在已如昨日黄花。然而，我们应该把这种情况联系起来看。有些人认为，1960和1970年代是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当时，经济稳定增长，失业率低，所有人都享有社会保障——而且公民的感觉比现在踏实得多。从这个角度看，ESM已受到外力的“攻击”，尤其是与全球化相关的力量，而且不断遭到削弱，甚至是部分瓦解。 现实更加复杂。对于诸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以及后来加入欧盟的成员国而言，因为福利供给的无力和不足，根本不存在什么黄金时代。即便是那些具有发达福利体系的国家，黄金时代也远非一切皆黄金。在那个时代，批量生产占主导，由官僚集团统治着，管理方式往往独断专行，大量工人从事生产线上的工作。妇女极少从业；只有小部分年轻人接受继续或高等教育；提供的健康服务等级也远比现在低；老年人在严厉退休年龄的规定下被迫离职。与当时官僚制精神特质一致的是，国家一般把人们当作被动的臣民而非主动的公民。在过去30年间，福利体制的一些变化旨在纠正这些缺陷，因此，具有进步和必要的意义。 当然，“黄金时代”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ESM和欧盟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极世界的产物。柏林墙的倒塌——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的欧洲的11：9那样④——几乎完全改变了欧盟的性质，引起了仍未解决的认同问题，而且确实在法国人和荷兰人拒绝接受欧盟宪法的情形中得到了反应。 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的消亡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是由各种相同的趋势造成的——不断加速的全球化、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信息秩序、制造业的萎缩（及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新形个人主义和消费者权力的兴起等。它们并非飘忽不定的变化，其影响不断得到了扩大。 20年前，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占世界制造品总额的10％，该比率现已上升到25％，如果保持目前的势头，2020年将达到50％。以购买力衡量，中国最近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超过5年，以市场交易值衡量，它有可能超过日本的经济。⑤ 1980年，欧盟现在25个成员国的生产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26％。到2003年，该比率缩减为22％，到2015年，可能不会超过17％。 大公司现已不再限于向国内提供其商品和服务，而是向整个世界，既强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