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档案资料2.docVIP

　二、清代档案是纂修清史的基本史料 自古以来，历代帝王通过诏令安民治国；臣工百僚通过章奏陈善纳诲，以文字承载行达的各种官方文书就像国家机器上的程序指令，保证其正常运行，同时也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直接记录。因此，历代修史都把官方文书档案作为其基本史料。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作者司马迁，父子继为太史令，直接掌管皇家档案图书，“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因“即ｃｈōｕ＠石室金匮之书，”“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完成了《史记》这一不朽的史学名著。班氏父子作《汉书》，同样利用了石室、兰台、东观等处大量档案和图书。后世官修史书，尤重档案，形成传统。降至清初，顺治二年（1645），诏修《明史》，五年九月谕令：“今纂修《明史》，缺天启四、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著在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缺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注：《清世祖实录》卷40。）。由于这道谕旨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是以康熙四年（1665）八月通过礼部再次重申前旨，并令礼部“即作速传谕行”（注：《清圣祖实录》卷60。）。据统计，这次京内各衙门共查交天启、崇祯朝旧档24，625件，簿册926册（注：据“各衙门交收明季天启崇祯事迹”清单统计。见单士元《清代接收明代档案》一文，收入《我在故宫七十年》。）。由于在纂修过程中充分收集和利用了明代档案，使《明史》成为二十四史中颇受史家推重的一部史籍。 清代历史去今未远，传世的清代典籍史料十分丰富。既有官修的大型典籍，也有各种私家著述，以及各种文集、笔记、碑传谱牒等等，都是价值很高的重要史料。可以说，纂修大型《清史》的史料条件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要编修一部科学完备的信史，仍然离不开清代历史档案。 首先，档案史料的特点决定了清代档案是其他史料代替不了的。 1、档案的原始性。档案的最大特点， 是历史事件正在进行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是当时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用以反映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最原始的记录，而不是事后的回忆和听来的传闻，更不是嗣后为某种目的而撰写的著作或编制的材料。因此，它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研究历史比较可靠的证据之一。而其他史料，因时过境迁，或追忆转述，或辗转传抄，往往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人为删削改篡。即使是专门编选的档案史料如各种《方略》等，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著名清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指出：“历史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应该把它放在历史研究的最高地位，就是说；离开了历史档案无法研究历史。靠传说、靠记录流传下来，如无旁证都不尽可信。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注：郑天挺：《清史研究与档案》，《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更有史学家直言， “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注：转引自顾颉刚《禹页学会的清季档案》，《文献论丛》民国二十五年双十节第71－79页。）在现存清代档案中，除部分实录、圣训、方略、会典稿本等清朝官方当时所修的史籍外，其余90％以上，都是原始的折奏本章，第一手的资料。当然，历史档案的可靠性也是相对的，同任何史料一样，也需要利用者在研究过程中加以考证辨析。但档案的权威性和可靠性，终是其他史籍无法可比的。 2、档案的系统性、全面性。一般而言， 历史档案对同类事物的记载是连续的，对某一事件的记载是有始有终的。同源档案的责任者可能前后不同，但是基于同样的职责，所形成的档案文件必然是密切相联的，反映的是连续的历史过程。特别清代，公文奏报处理制度十分健全，对于某一事件，虽经多人办理，但在中央集权之下最后必然总汇于皇帝及中枢机构，所有零碎的、片断的记录最终联缀在一起，反映出该事件发生、发展直至终结的全貌。仅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档案而言，时间上下跨越200 多年，许多事情从结果能推出渊源，从起始能查出终结，大到影响清朝历史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等重大事件，小到杨乃武与葛毕氏案之类的民刑诉讼案，都有十分系统的记录。更如关乎清朝命脉的粮价，自乾隆元年建立奏报制度直至宣统三年，历170余年，各省督抚按月奏报，从未中断。同时，档案是由当时政权各机构、各单位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因此，记录反映的内容，包括各个方面。现存清代档案的73个全宗，机构包括了清朝中央各职能衙门，内容既包括了举凡清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制度举措之宏观大端；也反映了从皇帝起居到百姓生计、社会生产、民俗风化、刑名案件之微观景象，涵盖了清朝从肇兴到衰亡的全部历史。档案史料的这种系统性、全面性，在纂修一代通史、全史中是尤为重要的。 其次，清代档案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其中许多重要史料尚未被深入开发利用，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