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演进与发展.docVIP

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演进与发展(二) 二、新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演进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及其SCP范式的衰落，新产业组织理论（NIO）迅速崛起。新产业组织理论学派在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中逐渐淡化对熊比特假说的争论，开始注重需求条件、技术机会、可专用性条件等产业特性和市场力量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Cohen and Levin,1989）。正是由于不再拘泥于熊比特假说的实证检验，产业组织理论在技术创新理论方面的研究视野豁然开朗，技术创新思想得到较快发展。 1、产业特性与技术创新 （1）产品市场需求。关于什么是创新活动的主要牵引力问题，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能力和科学知识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推动力，称为“技术推动(technology-push)假说”；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需求是决定创新活动速率和方向的主要因素，称为“需求拉动（demand-pull）假说”（Schmookler,1966）。市场经济中产业间需求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创新活动的激励强度，特别是在新经济条件下，表现更加明显，技术创新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需求导向的。产业间市场需求的差异由市场规模大小和需求的价格弹性两个方面构成。因此，研究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有两个主要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市场的大小，既可以用规模参数静态衡量，也可以用增长率变量动态考察；二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它会影响研发投入的边际回报率。需求弹性越大，从减少生产成本中所获的收益就越大；反之反是。 （2）技术机会。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技术机会（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是指，由研究开发资源的投入而产生的可利用潜在生产边界的集合。通俗地说就是，每一个企业或产业对其所面临技术的潜在可利用程度。对于技术机会的实证研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对于企业而言，特定的技术机会可能因时代、国家或者产业等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二是技术机会的度量问题。一些学者试图运用代理变量来解释创新活动中的技术机会，如科技人员、研发经费、专利、利润等。这些变量便于衡量，用于实证分析能够使复杂问题简单化，当然同时也将带来解释力和准确性的问题。Michael Fung（2002）在度量技术机会时，采用知识的溢出效应（knowledge spillovers）、企业间研究活动的交迭（inter-firm research overlap）和研究范围(scope of research)等三类综合性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并通过对计算机、化学和电力等三个产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研究活动中没有规模经济现象，技术机会对提高研究效率具有正向作用。 （3）可专用性条件。可专用性条件（appropriability conditions）指的是持续排除模仿并能够排他性地利用技术知识的程度。它是研发诱因的决定因素之一，与技术的普及和模仿速度负相关。技术创新过程中，若事后模仿较为容易，就存在研究开发诱因由此变得很不充分的可能性。因而，从法律上保证事后寡占（事后市场力量）就是专利制度的目的。但是，专利制度是否能够提高技术的可专用性和促进技术创新，至今尚未得到明确的结论。从理论的角度证明，若可专用性程度提高，则会增加对研发的投资，但是若在与此同时的漏出（spear over）效果持续降低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研发的绩效恶化。在实践中，企业除了申请专利保护外，所使用的专用化手段还包括杰出的销售努力、学习效果产生的成本降低、营业秘密的维持等。 虽然在历史文献和案例研究中，市场需求，技术机会和可专用性条件这三类变量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公认和举证，但是经济学家们在详细说明和量化它们的影响方面，仍然没有取得进展。主要原因有：一是相对忽视了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的效应，二是对本应概念化和可操作定义的技术机会和可专用性条件这两类变量缺乏准确的理解，三是即使是这些变量有了明确定义，它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了明确假定，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通常难以获得，即使获得，数据的可靠性也难以得到保证。 2、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 产业集中度是衡量市场力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不少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力量与研发投入之间是正相关关系（Cohen and Levin, 1989），而与创新产出是非正向关系(Brouwer and Kleinknecht, 1996)。这是因为，集中度较高的市场具有较高的价格－成本边际（price-cost margins），吸引在位企业和潜在进入者更多地进行研发投入，但是高集中度往往导致研发投入中的效率损失。也就是说，集中度越高的产业，研发投入越多，但是创新产出只是相当于甚至少于集中度低的产业。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当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花费要高于最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