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教育改革().pptVIP

晚清时期的教育管理改革（二） 第11讲 二 晚清教育改革的文化背景 教育改革本质上体现为文化的选择 古代教育的文化选择，只是中国文化内部的选择（儒法道或儒佛道），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中华文化总是以其优势同化了外来文化 近代教育改革所面临的文化选择，是中西文化的碰撞，而西方文明又是借助武力以强势侵入中国，使近代中国面临着两难境地 （一）关于洋务教育的论争 第一场论争是在1867年，围绕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展开。 洋务派的观点：“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顽固派的观点：：“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 “天文算学祗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非谓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 “然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因而主张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杜乱萌而端风教” 第二场论争是围绕着是否应变通科举而展开。 洋务派的观点，“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育人才之道”，造成“所用非所学”。 在“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的情况下，应另开辟一科以选拔洋务人才 顽固派的观点：“臣惟本朝以弓马开基，文德武功，远轶前代。枪炮固可兼习，本业岂可全忘？” “人才是今日作事根本，如李鸿章、丁日昌讲求洋学，实愈加败坏，尚何人才之可言？” 第三场争论是围绕着留学教育而展开。 顽固派的观点：留学生都已美国化，都已忘却了祖国，这种人如容其毕业，则将来不但不能为祖国出力，而且有大害于国家。 论争观点的分析 1.是否违背了“道本器末”的原则 道者，即封建统治之道。它是由儒家经典阐发并经历代封建士大夫逐步完善的礼乐刑政及纲常名教。 器者，即技艺及器具。 自古以来，封建社会奉道为本，视器为末。“奇技淫巧”成为士大夫鄙视技艺的基本观点。 顽固派：“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欢虞，圣明无补。” 依传统教育观，君子必是“重义轻利”之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自古以来就成为区分劳力者与劳心者的重要标准。 张盛藻认为：“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如果令人才去学习这些技艺，必使其“重名利而轻气节”。 倭仁则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 王家壁讲得更干脆：“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 2.是否违背了“用夏变夷”的原则 更令顽固派气愤的是，洋务派所倡导的技艺之学，又全是西人之所为，这就根本触犯了“夷夏之大防”的古训。于凌辰说：“是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 倭仁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杨廷熙认为；“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因而有什么理由“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 （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是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立志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主阶级代表。 奕訢：“臣等查阅倭仁所奏，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臣等未曾经理洋务之前，所见亦复如此，而今日不敢专恃此说者，实有不得已之苦衷。” 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的矛盾冲突就这么交织在他们的教育改革主张之中。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近代中国文化选择的产物。 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1861年，冯桂芬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两句话，勾勒出了“中体西用”的基本框架。 1877年，李圭：“是道德纲常者，体也；兼及西人事为者，用也。必体用皆备，而后可备国家器使，此尤今之所不可不知也。” 1892年，郑观应：“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1895年4月，沈寿康：“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6年8月，孙家鼐：“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1898年5月，张之洞完成《劝学篇》，系统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在张之洞那里，“体”被视作根本原则，是立人立国之本。“用”被视为具体方法，是立人立国之器。《劝学篇》始终以“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以“保名教”、“杜危言”为己任，强调讲西学必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否则“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从而使“中体西用”的时代特色和阶级特色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