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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伪军，究竟从何而来？ 7月13日，《解放军报》刊发整版文章，剖析抗战期间的“汉奸现象”。文章追溯了“汉奸”的起源和定义，并且引用广为流传的数据称“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这一数字虽不准确，但如实反映了抗战中伪军数量巨大的实际情况。这么多伪军究竟从何而来？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外所有驻华伪军总数约为118.6万，超过200万伪军的说法一是期间有反复，二是包括了满蒙地区。至于抗日14年出了多少伪军，这个问题恐怕已经没人能清楚回答。日本自1931年发动“9·18”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后，一直致力于扶植各种各样伪军性质的武装力量。 伪军按照抗战中的隶属，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伪满洲国军、汪伪政府军、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皇协军）等所谓的正规仆从军，属于日本扶持的各个伪政权掌握，以独立形态配合日军作战；第二类是各县城内的警备队、以及各乡村的自卫团，由所在省县的地方伪政权组织管理，作战时直接归日军管辖；此外还有一些隶属交通公司的铁路警务机关、隶属工厂的警备队。从来源看，则分为两类：投日的国军、土匪以及就地征召的“良民”。 这些部队中，由原国军（包括中央军和地方各派军阀在内）投日的部队大都因为有一定战斗力，编入第一类军队。 抗战结束后，伪军大部分被国民党收编。其中属于南京汪伪政府之伪军15个军，52个师，9个旅及特种兵，共38.2万余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队共13个集团（旅）及炮、工兵一部，共8.5万余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残余军队9个师的番号，加上其直属部队共2.4万余人。以上伪军共计50万余人，比较完整地展现了战争末期伪军正规部队的规模。 这些由国军投敌而来的伪军，基本都是来自与日军交战前线的部队，且多为西北军、东北军等地方军。 受汪精卫提出“曲线救国”的谬论影响，加上1941年太平战争爆发，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续获胜，国军内部民族失败主义抬头，导致投敌者接连不断。 以山东为例，国军各部1940年在山东约18万人部队，1941-1943年投敌人数分别达4万、6万和3万。到1943年底，山东国民党部队只剩下东北军51军于学忠部以及地方少量，总数只有3万。即使1944年全球反法西斯形势好转、进入全面反攻，山东国民党军投敌者仍高达2万左右。加上这一时期日伪军对山东国军和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多次扫荡清剿，虽然国军几经增补，但抗战结束时也只有2万左右。反观山东地区的伪军数量，1940年人数为8万，1941年增至12万，1942年15万，1943年18万，逐年增加的趋势正好与国军投敌相似。 国军高级将领的投敌情况有着相似的分布。1939年至1945年，至少99名国军高级将领投敌。其中西北军投敌将领46人，几乎占国军投敌将领总数的二分之一；东北军投敌将领人数仅次于西北军，计11人；其他投敌的国军将领多来自地方武装、军统、晋绥军、粤系。 投敌中央军将领有8人，主要有曾任武汉警备司令的叶蓬，在香港只身投汪；第一战区旅长贺凯宪在河南率部投降，以及衡阳战役后，周庆祥等5人随方先觉降日，黄埔军校前3期学员可谓个个精英，也出现9人投敌。 不容忽视的是，除国军高级将领外，个别东北抗日联军、八路军人员也加入汉奸队伍。抗联第1军军需部长胡国臣和政治部主任安光勋相继于1937年和1938年投降日军，为消灭杨靖宇部出谋划策。 在国军体系下的杂牌军中，许多部队并不是在抗战伊始时就投敌，而是在与日军长期作战，甚至取得重大战果之后才逐渐出现。个中原因，除了抗战和二战整体战争形势造成的错觉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5期刊登的《论1939—1945年国民政府军将领投敌之原因》一文中介绍道，还与以下一些因素关系密切。 第一，蒋介石借抗战之机，将这些地方军队大量调往前线，并配合种种措施加以限制、削弱。表现之一是分割使用，使其无法相互照应。 抗战八年，除“守土抗战”的晋绥军和“朝中有人”的桂系军队未受分割外，其他地方部队均被分散使用。抗战伊始，何应钦即电刘峙：“依最近所定战斗序列，旧东北军系以各军为单位分散使用。” 1937年10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把川军中的唐式遵第二十一军、潘文华第二十三军、孙震第四十一军、邓锡侯第四十五军、李家钰第四十七军调往抗日前线。出川前夕，刘湘正患着重病，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劝他不要亲自出去，刘氏苦笑说：“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的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了。”出川之后，蒋介石果然立即将唐式遵、潘文华两军划归第三战区，将邓锡侯、孙震两军划归第二战区，将李家钰军调往第一战区。 第二，蒋介石在粮弹补给上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