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OCAT深圳馆.DOC

导言4 标题：不断朝向“他者”面孔的反思 文：苏伟 “小运动”所讨论的艺术实践和实践者的反思、策略以及可能的精神诉求是一种在短期内无法确定边界和效应的慢性探索，因此，“小运动”的当下性以及与环境的能指关系需要某种可以形成呼应关系的理论作为支撑实践的形式，这是我们自“小运动”策划之初便意识到的问题。我们所说的“理论”是广义上泛指各种对艺术生产的环境、系统、语境、关系以及其所导演的变迁、改革、颠覆、演化所作的讨论和探索。在“小运动”的各个章节，我们都选取了相关的理论文本作为考察对象——但是，“小运动”追求的自我价值建设和自我批判性具有反抗理论叙事的天性，从更深层的角度说，理论也是“小运动”作为象征形式看待的实践对象，在自我建设的维度上，“小运动”希望对于来自各种学科领域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进行可能性的检验。我们既不想套用和重复已经存在的理论实践，也不以建构内容生产的认知系统为目标。“小运动”的“理论”因此具有流动性的特征，反对将讨论范围内的艺术实践合法化、虚饰化和统一化。“小运动”的目光焦点是对象的自我价值建设和反思，我们试图记录下真实的轨迹，从实践与理论不对称性和差异中提供一条当代艺术实践的线索。因此，“小运动”与“理论”的关系应该可以定义为一种延置性的关系，我们希望在这种时差和位差中找到所涉及实践的精神来源、方法论以及不同层次的分析指向。 开展“小运动”要比组织、观念策划和筛选等等常规策展工作复杂和有挑战性。小运动选择的实践不仅投射了组织者的精神诉求和思考，也要求组织者挖掘和质疑自身的知识系统和思考方式，这无异于当代艺术创作的方式。因此，小运动的策展实践本身就容纳在这个项目的内容中，与其他实践和实践者平等、互为参照。作为一种组织行为，“小运动”必然地与一定的思想传统、历史条件和当下语境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小运动”植根的理论土壤。我们试图将“小运动”的自我价值建设讨论放置在现代性、阐释问题、价值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多维空间中进行，由此勾勒出那些在日渐机制化的行业中脱离了贩卖和表演趣味、不屈从与生产惯性的严肃的艺术探索。 艺术实践与理论实践：如如何在现代性的当代视野中建立自我价值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着眼于西方之外地区的现代性发展，从当代艺术领域来说，这种视角的转变是迫切而必要的，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分析范式的革新。现代性时空的不断扩大，一方面证明了现代性理论边界的可塑性，也同时向所涉及区域和历史阶段的实践主体提出了自我价值建设的挑战。这种自我价值建设的设问既来自于现代性传统中主体论框架的延伸，也是后殖民时代身处危险的多元化价值取向之中的社群和个人寻找立足点的必然途径。“小运动”认识到了这种现代性在新语境下呈现出的新态势，我们希望通过组织和自我组织，来延伸这种对与现代性的探讨。在这里，我们目光所及的已不只是狭义的美学现代主义，而是植根于现代性之中的、在当代尤为凸显的主体问题和价值问题。以中国为例，中国当代艺术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逐渐显现了一定的现代性轮廓，但在我们尚未真正关注这一愈来愈凸显的问题的同时，一种悄然的懈怠机制正在形成，大量的实践背后隐藏着自我客体化和机制化的动机，急匆匆地涌进围绕艺术生产形成的庞大系统中：与20世纪初欧美现代主义艺术相反，在面对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扩张时，中国的很多艺术实践自动忘记了内指能力，虚妄地试图用实践本身涵盖社会的整体性，某种程度上以艺术的方式承认社会理性和政治理性的统治，从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这种价值认同仍然从反面默认了政治与审美、社会与个人的二元对立，从而放弃了从现代性的内在理路中找寻建立艺术自我价值的机会。 自我价值是传统艺术史在现当代遭遇困境时凸显出来的问题。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在他那本具有深远意义的《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中曾说过：“艺术史的指导原则及其以时代特点和时代变更为中心的内在逻辑已经失效：一种理所当然的艺术史的内在统一性越衰落，它就会愈为融入到人们可以将其归纳进去的文化和社会的大环境中。”他继而写道：“艺术被‘框架化’的时代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到来，一个以开放性、不确定性、或然性为特征的时代，它不再委身于艺术史，而是艺术本身。”艺术的自我价值并非是艺术史“终结”后突然涌现的事物，而是现代主义中一直延伸着的指导原则。只不过，艺术的自我价值在传统的学术探讨中时而处于被赋予、被形式化、和被投射的境况，在这一境况中，它的聚焦点设定在“艺术是什么？”这个真理问题之上。而我们在当代遭遇的艺术本身，关注的更多、而且本质上指向的是“艺术应当如何展开？”这个可以被归结为“伦理学”的问题。所以，“艺术本身”在当代作为这个行业实践开展的基点及其自我价值作为实践者探索的目标，并非意指艺术品或者风格、技法以及主题的更迭，它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