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纪念双百方针提出周.docVIP

双百方针 　——纪念“双百”方针提出50周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指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50周年。本人结合工作，在学习当代史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基础上，不揣浅陋，撰写了这篇学习札记，请各位专家、朋友批评指正。 　　一、“双百”方针提出的社会背景 　　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云谲波诡，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特别是1956年2 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随之而来的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决策者们冲破苏联模式的决心，加快了寻找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步伐，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以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来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避免因矛盾处理不当而引发对抗的基本思路。具体到文艺领域，苏联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艺思潮的变化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斯大林时代结束后，“解冻文学”思潮随之兴起，一批在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作家被相继“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1954年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行政化、文学创作模式化的质疑，显示了苏联文坛企图“复活”俄苏近、现代文学传统的努力，激发了中国作家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的重新认识，构成了“双百”方针提出的国际文化背景。 　　从国内来看，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清反革命”运动所造成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对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毛泽东作出了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论断，要求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发掘和动员建设资源，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直接的、间接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成为当务之急。其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自然是至关重要的。而在知识界，情况并不容乐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留下的心理阴影还没有消散，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观望;解放区来的作家则缩手缩脚，创作热情锐减；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处处小心翼翼；为数不多的文艺作品主题狭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在这种状况下，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环境条件的重要许诺，承认知识分子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对象。毛泽东则在讲话中批评了那种“老子革了一辈子命，没有知识分子也行”的论调是“很不聪明的”。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昧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啊，没有他们（知识分子）就不行了。”（1）毛泽东的这番话，讲到了“得天下”与“治天下”的关系，和西汉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是一个道理，无疑给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鼓舞。会后，文艺界首先活跃起来。中国作家协会于2月27日至3月6日召开会议，200多人出席。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34人作大会发言，唐弢等作书面发言。会议通过了《作家协会未来12年的工作纲要》，决定成立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接见与会者。刘少奇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周恩来出席晚会并与作家谈话，陈毅到会作指示。会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消息，发表主题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3月25日，还专门配发社论，号召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 　　对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对当时面临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历史任务的理解、对知识分子评价的变化以及文艺政策的逐渐松动，也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原因和有利条件。 　　二、“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 　　作为党指导文艺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政策，“双百”方针是经过多次酝酿、反复论证才正式公布的，它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百花齐放”是在戏曲问题的争论中提出的。中国戏剧丰富多彩，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戏曲，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批判封建旧文化时将中国戏也列在反对之列，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方针。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作了“推陈出新”的题词，明确了如何对待传统戏剧的态度。但全国解放后争论又起，有人主张全部继承，不愿批判地继承和改革;有人则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应全盘否定。在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戏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戏曲应“百花齐放”，周扬认为这个提法很好，向毛泽东作了报告。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