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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入侵前后西方人对中国箸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西方人以学者的眼光和知识群体的力量郑重研究中国箸文化，严格说来是始于明中叶以后，并在清帝国倾覆之际的 19-20 世纪之交终结了这一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又以 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为时限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几乎完全不同价值判断的阶段。 　　前一阶段，西方学者以敬羡的眼光，谦和的心态，热情客观公正地认识中国的筷子文化，并以这种心态向西方和更广阔的世界介绍中国的筷子文化。出于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实力的尊重，中国人的用箸助食的习惯和箸文化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和应有的重视，尽管还远谈不上研究。然而，进入 19 世纪以后，尤其是 1840 年开始的中英鸦片战争及其结果，使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样的以箸助食习俗，但审视者既往的敬羡和热情没有了，代之的是诧异不解、冷淡蔑视、讥讽贬抑，至好也不过是冷酷的漠视。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已成历史的往事，绝不能以闲逸的心态仅仅感受文化的趣味，而应寻求更深刻的哲理启示。 　　一、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箸文化 　　自从陆上丝绸之路被割断之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逐渐湮入了中世纪的阻隔状态。16 至 18 世纪西方航海家、旅游家、传教士的活动重新开始了西方认识中国的过程，其中，耶稣会传教士（the Jesuits）的作用堪称巨擘，正是他们“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道重要的了解桥梁，17 世纪后期，他们是西方了解中国的最高权威，18 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著述和译作，使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如此普及的程度”。16 世纪末，中西文化交流的伟人、杰出的学者意大利人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以如下的话记录了自己对中国筷子文化的认识，并将其传布给西方世界：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现在简单谈谈中国人的宴会，这种宴会十分频繁，而且很讲究礼仪……他们吃东西不用刀、叉或匙，而是用很光滑的筷子，长约一个半手掌，他们用它很容易把任何种类的食物放入口内，而不必借助手指。 　　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生活了 29 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5 月 11 日逝世于北京，朝廷“赐葬”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最后魂系中华。29 年时间里，利玛窦南自澳门，北抵北京，几乎遍历了东部中国的许多重要省区和城市，与自中央内阁大员到朝野士庶的无数中国人广泛接触，对中国文化有极深刻精到的研究。他是西方世界继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54-1324)之后深入全面认识中国文化并将中国文化传布广大世界的第一人，其文化传播的作用则更在马可·波罗之上。而其对中国箸文化的认识和传播，则更是堪称西方世界第一人。 　　与利玛窦约略同时的一位叫加里奥特·佩雷拉（RuiLoureiro，1553-1563）的葡萄牙人在著作中描述了他对中国筷子文化的如下认识和感受：食物上桌时都已经被切成小块，他们不用手拿来吃，而是根据习惯用两根筷子吃，就像我们用调羹一样，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需要铺台布。不论在吃的时候还是在应酬时，他们都非常讲究礼仪，在这方面似乎胜过世界上所有的民族。 　　文中叙述的重点是各级官长的宴事，虽然没有提下层民众的用箸助食，但无疑是应有之义。叙述者是贵客身份，与之周旋的显然是各级官长；他的观察也自然主要是上层社会的食生活和食文化。1552-1614(嘉靖三十一年-万历四十二年)的另一位葡萄牙人所见中国箸文化的情况如下： 　　（中国上层社会的男人和女人们）在吃喝上面花费大量金钱及时间，因为顿顿都是宴会，长达整日整夜，连佛兰德人（中世纪一伯爵领地，包括今比利时、法国、荷兰等国部分地区）和德国人也自叹不如……餐具是再干净不过的，因为都是细瓷餐具。 　　也有用金银杯盏的。 　　吃任何东西都使用按他们方式作成的叉子（筷子），哪怕是吃最小块的食物也不用手抓……每上一道菜，都是换上新的毛巾、盘、刀、叉（筷子）和匙。 　　上述叙述是观察者 63 年间的见闻记录，应当说是足够全面、深入的。 　　有趣的是，著作者比照欧洲文化将中国的筷子称为“他们方式作成的叉子”，这似乎可以认为是一种亲切生动的比喻，但却不能认为是形象和恰切的，因为中国人早就有自己的叉子。中国人进食最早使用的叉子，其形制与今日西餐水果叉（两根叉刺）略同，但大小规制则近似今日西餐之食叉。 　　这种食叉，早在汉代时中国人便普遍使用了。不过，由于筷子艺术性功能的极致发挥，叉子作用的天然局限---不能张合和无法大范围独立工作，决定了它只能充任中国食文化餐桌舞台上筷子难得一见的配角。 　　二、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对中国箸文化的记述 　　史入清代，尤其是进入19 世纪以后，人口大爆炸给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广大庶民生活造成了结构性的决定影响。清帝国政治的黑暗腐败、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