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司法制度与改革--聂鑫.pptVIP

马锡五审判方式 马锡五在担任陕甘宁边区庆环专区、陇东专区副专员期间曾兼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庭庭长期间，先后审理了华池县封捧与张柏婚姻案、李能与胡生清婚姻案、曲子县苏发云“谋财杀人案”、慕荣祥与慕荣华土地纠纷案等在当地较有影响的案件。 由于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常采用深入基层，依靠群众调查了解案情，从案发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不拘泥于形式，就地审理案件，公平合理的对案件进行处理，得使一些长期缠讼的案件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被当地群众赞誉为“马青天”。 其审理的华池县封捧与张柏婚姻案被当地的文艺工作者改编为戏曲进行传唱，从而使马锡五同志这一处理案件的方式得到广泛的流传。 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介绍马锡五审理案件的事例，并发表了社论，将这种审判方式称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将这一审判方式的特点归纳为：深入调查；在坚持原则、坚决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上，合理调解；诉讼手续简单轻便，审判方法是就地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的。从此，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成为革命根据地巡回审判、就地审判和调解工作的典型代表。 巡回审判 革命根据地的巡回审判制度最早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从诞生之初，其就带有就地审判的特点。当时的地方审判机关可以组织巡回法庭，到出事地点去审判比较有重要意义的案件，以方便广大群众参加旁听，而且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法令法庭在审理案件时必须要当庭宣判。 革命根据地的巡回审判制度不仅包括设立巡回法庭，还包括审判人员及审判组织深入群众，到现场接受群众的立案申请，深入群众进行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调查、取证，组织群众旁听，甚至组织部分群众直接参与审判活动，就地进行案件的审理，以及当庭进行调解、宣判等。 人民调解 我国人民调解发韧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而在土地革命时期开始法律化。 在土地革命时期，人民调解是以政府调解为主要形式。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采取了多种调解形式，包括民间自行调解，群众团体调解，政府调解，法院调解。 从严格意义上讲，人民调解作为我国特有的法律制度，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人民调解制度也由农村向城市发展。1949年2月25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调解民间纠纷的决定》，强调人民调解调解也适用于城市；1949年3月15日天津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调解程序的暂行规程》，较为明确细致地规定了人民调解制度。 调解工作条例 陪审办法 中国司法制度与改革——历史与当下 清华法学院 聂鑫 司法改革的追求 司法专业化 司法独立（审判独立） 司法回应社会（“司法为民”，法律现实主义） 一、传统司法文化 1、寻求和谐与无讼的理想 social solidarity（社会连带） long memory 熟人社会的是非观 教化与“息讼” 趋利避害的“厌讼” 面子、气与“健讼”；讼师=讼棍 2、父母官的包办裁判与包青天式的实质司法 3、人命关天与民间“细故”（户婚田土钱债 ）的区分 刑事重案与“自理词讼”；“抵命”的观念 4、春秋决狱、原心（情）定罪 5、京控与上访 6、三法司与监察御史 中国乡土社会从来不是西方个人主义“原子化”的社会，在“社会连带”（social solidarity）的背景下，个人很难独立于他人强调绝对的权利。熟人社会的是非逻辑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非黑即白。欧美研究传统中国法的学者戏言中国人有着long memory的习惯，相应的案件的审理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也不能断然以直接因果关系为断。例如，当甲因乙欠债不还将乙告到官府时，乙的抗辩理由不是具体债务本身，而是乙父二十年前对甲父有恩，因此甲家欠了乙家的人情（债），故而甲不能忘恩负义地要求乙欠债还钱。 另外，查明案件事实往往非常困难，而士大夫担任的法官并没有受过专业法律教育，他所依赖的幕友、书吏与压抑在道德上也不值得信赖。在这样的司法现实下，与其鲁莽地去裁判，不如教化民众和谐与“息讼”，例如有地方官在衙门口就写着如下对联：“尔小民有闲暇各勤尔业，众百姓无事莫进此门”。 就老百姓而言，去衙门告状要承担不菲的交易成本，旷日持久的诉讼会耽误农业生产，当事人要面对书吏衙役的敲诈勒索（陋规）与上下其手，而案件的判决结果又是那么不确定。“厌讼”是趋利避害的必然结果。 人口大国的拥挤电车模型 拥挤电车型的社会原理，是一个对所有个别主体利益主张都不给予确定性的论据，通过将个别主体的利益主张视为“私欲”加以约束，从而营造整体秩序的逻辑世界。 “自肃”、“欲之私为失” 通过采用公与私、全体与个私这样的修辞，剥夺个别主体的自我主张的绝对性根据，圆滑地为全体利益代表者的公权力奠基正位。 产权与生存权的冲突。 地主与佃户的博弈，刑律中威逼人致死条 “共存”是纠纷处理的最高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