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公司法普通公司法第四章幻灯片.pptVIP

* 3.表见代理中如何衡量第三人的过错？ 第三人和公司之间的交易，如果超出了公司章程中对签约人的权力限制，并不一定无效，这是因为表见代理的存在，该制度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和交易安全。 在何种情况下才是“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呢？或者说，何种情况下才是第三人没有尽到查询或询问的义务呢？过错是应然和实然进行比较而产生的，即实际采取的注意谨慎，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程度。显然，困难在于判断第三人的应然注意水平。依据何种标准判断第三人在交易中的谨慎和小心，才能在保护公司的整体利益与维护交易安全和便捷之间取得最富有社会效率的安排呢？ * 案例 案例9 巴尔德温诉坎菲尔德 Baldwin v.Canfield，1879年 William S.King拥有消极营业的明尼阿波利斯农机协会MAMA的全部股份，该协会唯一值钱的资产是展览会场地的产权。通过一系列复杂间接的交易，King以股份为担保借了30 000美元，股份由明尼阿波利斯银行及其司库R.J.Baldwin依据担保合同持有。 King与Thomas.H.Canfield进行谈判，Canfield愿意支付65 000美元（以当时容易在市场上交易的证券——铁路债券的方式），获得展览会场地的产权。书面协议规定，King出售产权，并负责办理授权转让事宜。Canfield知道，King并非个人拥有该产权，但是他被告知，King拥有MAMA的全部股份（但并没有被告知存在抵押权）。签订书面合同的时候，两人口头约定，为了成交，King将会转让股份给Canfield，并且从MAMA那里获得有授权的不动产转让合同并转给Canfield。合同成交的地点是在纽约而不是明尼阿波利斯。 * 案例 King与Baldwin联系，说服他将所有被抵押的MAMA股份发送给纽约市的Park银行，该银行作为托收银行负责保管和移交附条件的合同。Park银行的职责是在Canfield移交了足以清偿King的贷款的铁路债券后，将股份交付给Canfield。但是，很不幸，这个计划从未有效传达给Canfield（Baldwin显然是相信King会通知Canfield）。 King开始让MAMA的十名董事签署一份目的在于转让展览会场地给Canfield的合同，签字分别是King或者他的律师在不同的时间分别“逮住”董事们获得的，而没有通过董事会开会以决议的方式作出销售资产的授权。 * 案例 最终，合同在纽约履行。King移交了MAMA的合同，得到了铁路债券。Canfield出于大意，并没有按照口头协议向King索要股份（大概这样做会显得画蛇添足），而只是拿到了董事签字的转让资产的合同。事实上，交易略过了托收协议和Park银行，MAMA的股份仍在Baldwin手中。Park银行始终没有接收到任何铁路债券，King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偿还贷款，他不是把取得的铁路债券交给MAMA，而是自己拿走了。此后，他就消失了（我们可以想象，在不动产交易完成之后，他走进华尔街，卖掉了铁路债券，买了个小背包，装上了他的钱，坐上了开往巴西的游轮）。King成功地从各方抽走了大约85 000美元，留下了大概价值65 000美元的财产（展览会场地）。换句话来说，这个案子是一个聪明的骗子进行的一次明显的欺诈。双方为了获得场地产权提起诉讼，法庭的任务则是，要在两个苦主，Baldwin和Canfield之间分配损失，决定谁两手空空，谁获得场地。法庭认为，董事们必须通过会议方式来行事，转让合同并没有召开董事会，不满足董事会的行事程式要求，转让合同因此是无效的。最后，Canfield输给了Baldwin。 * 3.表见代理中如何衡量第三人的过错？ 本案属于非常极端的判例。不过有了这个极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即判断第三人“应当知道”的注意水平，应当随着交易的重要程度而提高。 有了这个尺度，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采用过错责任，还是严格责任，还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责任？出于公司可能会在事后推翻法定代表人、有权机关或者这些机关的代理人所签订的合同的原因，会导致对外交易的不确定性。因此，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责任较为合理，即公司试图否定合同拘束力的时候，应当负有举证第三人过错的责任。 * 4.其他法人机关是否可以对抗法定代表人的行为？ 利益攸关者一类的公司机关权力，一方面来自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另一方面来自于社会共识、道德底线。因此，其制衡的权力更多是一种“外部切入”或基于“规制”的，除非公司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这些机关不应当获得对外的对抗性权力；如果属于违反了社会共识和道德底线，那么第三人与公司所进入的合同也自然属于违法。 而基于商业决策分工的公司机关，究其根本，权力来源于股东，属于公司内的决策等级分工。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法，当合同处于尚未履行的状态时，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