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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体诗宫体诗－－指以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的东宫，以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诗歌。“宫体”既指一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又指在宫廷所形成的一种诗风，始于简文帝萧纲。萧纲为太子时，常与文人墨客在东宫相互唱和。其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词藻靡丽，时称“宫体”。后来因称艳情诗为宫体诗。起源宫体诗产生于六朝梁代大通年间，其名起于简文帝萧纲：“（简文帝）弘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但是宫体诗的形成并不是从萧纲才开始，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指出，“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晋，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有惠休，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两晋文学以玄言诗和拟乐府为主，齐梁时，玄言诗为山水诗所代，拟乐府为文人新乐府所代，对人生歌功颂德的赞美转变为对山水形色与世俗生活的追求，都不可避免的促成了宫体诗的出现。其具体表现在于对民歌的拟作和对形式美的追求上。宫体诗的形成发展自有其因，单就文学方面而言，它是六朝文学由雅趋俗趋势下的新产物，由玄言而山水再到咏物诗，“力渐柔而采渐缛”文学渐入性情声色，形式愈加流畅优美。再加上六朝乐舞发达，民歌盛传至上层社会，引起士人纷纷仿习，宫体渐成。但这些诗作仅着力于对女子形容服饰的描绘，多冰凉冷漠，这与其作者深受佛教影响有关。宫体诗在齐梁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其内容多为吟咏女性，风格绮蔓，而感情苍白，一直以来被视为统治阶级生活浮靡的表现而加以批判。但这种风格的诗歌，自梁武帝及吴均、何逊、刘孝绰已开其端。宫体诗的主要作者就是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摛、庾肩吾、徐陵等，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萧纲等人以佛法化俗，作宫体诗以仿习佛经，借对声色的描绘批判来教世人看破红尘，而佛经翻译的进步也从形式声律上影响了宫体诗，使之愈加华丽，流传至后竟成靡靡之音，却也是其首倡者始料未及。体裁1、乐府是一个很重要的体裁乐府在艳情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乐府诗多为帝王文人拟作民歌而成。士人学作民歌由来已久，自东晋王献之始，其《桃叶歌》三首即为滥觞，此外还有如《碧玉歌》、《团扇郎》等，写得浓烈。至刘宋时，宫廷民间拟作民歌者甚多，上至孝武帝刘骏，临川王刘义庆，下至鲍照，汤惠休等。南朝民风开放，歌舞发达，“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炫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民间好歌舞，郑卫之音，复行于时，“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竟造新声杂曲”，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谯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上层社会也受其影响：萧衍“自算择后宫《吴歌》、《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之賫勉”[8]昔日被朝廷视如委巷歌谣的民间乐府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萧衍等人纷纷拟作《子夜歌》、《上声歌》，《东飞伯劳歌》等，都与民歌曲词极为类似。南朝民歌以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为主，绝大部分是为表现男女恋情，多以女性口吻吟唱，内容单一，风格轻艳，感情大胆浓烈，也多柔靡，这与一直以来的文学传统有关，楚地吴声多婉转细腻，故也影响了文人创作的乐府2、对形式美的追求（1）重视用典（2）讲究声律（3）追求辞藻3、内容受佛教影响士人的心态影响着文学创作的方向，而佛、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在六朝曾深深地影响着士人的思想乃至行为，尤其是佛教西来对于文化的影响更是如此。佛教出于印度，东汉初传入中国，至南朝尤昌，统治者出于治乱的需要，对之多有倚仗，如梁武帝曾做《净业赋》以佛教的观点猛烈批判、否定现实享受，其中指出人们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追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为非，并把它们上升到“殃国祸家”的高度来加以否定，另外如《广弘明集》所载简文帝《六根仟文》、沈约《仟悔文》及梁君臣同作之《八关斋夜赋四城门更作四首》，就集中体现了他们以佛教的观点对现实的声色生活作出的反省与思考。足可见其立身之道的严谨，但却提出“文章须放荡”的观点，其实与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受佛教的影响有关。影响其一，开拓了诗歌的题材。其二，增加了诗的表现内容。其三，审美意识的变化导致对女性外在美的重视。总之，在中国审美意识的发展和诗歌艺术的进步方面，南朝宫体诗对女性外在美的大胆刻画具有积极的作用，它促成了人们对诗形式美的重视和自觉追求，它开拓了新的审美领域。当然，南朝宫体诗中也不乏思想颓废、格调低下、措辞暧昧的靡靡之音，但是，如果就因此而全盘否定南朝宫体诗恐怕就显得有些偏颇。108上门别类详析！疏漏处望诸位道友赞力。二鬼三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