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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轶物权法条文释义及司法适用
物权法条文释义及司法适用
主讲人:王轶
在今天一天的时间中,我主要结合3月16日十届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的物权法谈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简要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起草的过程以及在起草过程中存在比较大争议的一些问题。二是主要结合物权法第5条、第6条、第106条、第107条、第108条,就物权法两项与法官审判实践联系相对比较密切的结构原则——物权法定原则和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所涉及相关物权法条文的理解与适用进行分析和说明。三是着重介绍与法官的审判实践联系相对密切的问题,即物权法的规范类型及其适用问题。
一、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起草的有关情况以及起草过程中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
在座的各位法官也都注意到了,中国的立法机关开始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起草是在1993年,1993年立法机关之所以开始着手研究物权法的起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即在1992年,中国改革的目标被最终确定下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然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中的核心是调整财产的归属、财产的流转与财产利用的民商法的法律体系,而调整财产的归属、流转和利用在民商法中间主要是依靠合同法与物权法,在1993年立法机关同时开始研究物权法与合同法的起草工作,但经过讨论,考虑到物权法起草的难度远大于合同法起草的难度,所以在1993年10月份,立法机关首先正式启动了合同法的起草工作。各位也很清楚,合同法当时在正式启动起草工作以后,是由立法机关委托国内十二所法律院校、政法院系、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头进行合同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1995年1月份中国民法学界向立法机关提交了一份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专家建议稿。立法机关所拟定的合同法的建议草案是在专家建议稿的基础上,又进行广泛调研,听取有关部门意见后拟定的。199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1999年10月1日开始施行。
在合同法起草工作未最终完成时,全国人大法工委早在1996年就召开过关于物权法起草的座谈会,但当时还未正式启动物权法的起草工作。1998年1月份,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立法工作的王汉斌副委员长要求国内在民法学研究领导有重要影响的专家和学者召开一个座谈会,座谈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是否已经具备全面推动新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民法典起草的条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曾经在1954年至1956年、1962年至1964年、1979年至1982年三度进行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其中,前两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主要是因为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丧失了民法典出台的条件。而第三次进行的民法典起草,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组织立法工作的彭真同志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初期,就仓促出台一部包罗万向的民法典,有可能出现两个不好的结果,一个结果是出台的民法典有可能束缚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手脚,另一个不好的后果是有可能民法典今天出台,明天就要进行修改。这两种结果都是立法机关不愿意看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彭真同志形成了“成熟一个制定一个”这样的起草思路,以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为基础,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单行的民事立法,最重要的是1986年4月12日颁布,1987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通则》,当时王汉斌同志征求大家意见,主要是讨论我们展开第四次民法典起草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所有出席会议的学者都认为:完全具备,希望立法机关尽快启动第四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根据这次讨论的情况,王汉斌要求成立民法典起草工作小组。梁慧星与王利明都是民法典起草工作小组九人工作成员中的成员。在民法典起草小组组成后,在1998年3月份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大家经讨论形成共识,作为第四次民法典起草的重要步骤,要尽快启动物权法的起草工作。
由于国内两位权威民法学家梁慧星与王利明在物权法起草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学术上的意见分歧,所以民法典起草工作小组决定分别委托两位教授,分别组织课题组,分头进行物权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1999年10月份和2000年12月份,两个物权法的专家建议稿相继完成,并提交给立法机关,立法机关在两上专家意见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定范围的社会调研,听取有关部门和人员的意见,在2001年5月份拟定物权法草案的建议稿。
在物权法起草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加入世贸组织背景下,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要求立法机关不仅仅着手推动物权法的起草工作,而是要尽快推动整个民法典的出台。根据李鹏同志这样的要求,2002年1月11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北京召开民法典起草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对民法典各部分内容的起草工作进行具体的分工和安排,要求各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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