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申论热点：我国检察举报制度的问题及策略.docVIP

我国检察举报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1988年12月26日《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若干规定（试行）》的正式颁布，是我国检察举报制度创建的重要标志。1996年9月4日《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基本建立起了检察举报制度。 　　检察举报制度把群众监督与检察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使群众监督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完善了我国的权力监督机制，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近年来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对检察举报制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笔者在此加以归纳评析，并提出改革检察举报制度的建议和对策。 　　一、我国检察举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检察举报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群众民主监督在反腐败中的作用认识不足 　　第一，国家对群众在腐败问题上的消极淡漠倾向重视和应对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腐败现象的危害越来越大，但是群众对腐败的注意力有所下降，表现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一是权力监督意识淡化，认为反腐败与己无关，对腐败现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谈不上坚决斗争；二是好人主义盛行，不敢监督，有些群众没有把民主监督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怕监督引火烧身。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征兆。然而，现在检察机关还未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第二，单纯依靠群众的个体行动，没有发动群众组织和私人部门的作用。我国检察举报制度所倡导的群众监督，仅限于公民个人和发案单位，没有动员群众组织和私人部门参加。反腐败的经验教训；证明，群众组织和私人部门是反腐败的重要力量。 　　（二）举报安全、举报成本与举报人保护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至今，举报人安全和举报成本问题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强烈关注，主要是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现象日趋猖獗，举报人惨遭迫害致伤致亡、蒙冤入狱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有学者指出，在所有检察举报人之中，大约70％的举报人都程度不等地尝到了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的滋味。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检察机关2000年查处打击报复举报人案件148件，2001年查处377件。郭光允，因举报河北省原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而被戴上“诽谤省主要领导”的罪名，直至被开除党籍、劳教两年。 　　经济学认为，人类的任何行为选择都伴随着相应的成本一收益计算。腐败活动和反腐败活动都是如此。一般而言，只有当预期收益大干预期成本时，腐败者或反腐败者才会选择行动。“不怕检查，不怕撤职，不怕失业，不怕离婚，不怕掉脑袋”的“五不怕”举报英雄郭光允们，经过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惨淡胜利”。然而，这个胜利的代价是几乎同归于尽。 　　举报成本居高不下，甚至无法预测和估算，在加大了反腐风险的同时，却降低了贪官的“腐败成本”。笔者赞同《人民法院报》文章的观点：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邪恶现象的漠视、不作为甚至姑息迁就，不仅会严重挫伤广大举报人的积极性，助长打击报复举报人的邪恶气焰，而且会直接影响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甚至可能使举报这种独特的反腐败机制陷于瘫痪的境地。直接的不利后果就是导致举报案件线索下降。从统计资料看，全国检察机关2000年至2003年受理的举报线索分别是：188858件，19M50件，149497件，143394件，近两年下降趋势明显。 　　反腐英雄的遭遇令人沉思：群众勇于举报腐败犯罪，是维护公平正义的表现，为什么在局部地区局部时段，会发生正不压邪的事情？从法的角度上讲，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1年就制订了《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但它毕竟只是检察系统的内部规定，没有被提升到法律的高度，而且许多规定过于原则和粗疏，可操作性差，实践中并没有发挥保护举报人的功能。此外，《刑法》第254条关于“报复陷害罪”的规定，虽然是对举报人免遭报复陷害提供的刑法保护，但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残缺的保护，因为它至少存在着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将本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此一来，因举报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腐败者而遭受严重打击报复的，将得不到《刑法》的庇护，与被举报人有关的人对举报人打击报复的，也逃脱了《刑法》本条的制裁；二是将报复陷害的对象仅限于举报者本人，将同样可能遭受打击报复的举报人的近亲属拒于刑法保护之外。 　　（三）署名举报与匿名举报的悖论 　　署名举报和匿名举报是公民向检察机关举报职务犯罪的两种方式。我国检察机关一直提倡和鼓励群众署名举报。《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12条明确提出：举报人应当使用真实姓名。 　　笔者发现，署名举报或匿名举报实乃一个悖论：署名举报固然方便检察机关与举报人取得联系，提高了调查取证的效率，但是举报人的身份暴露，使打击报复成为可能，从而导致举报人因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敢举报；匿名举报尽管不方便调查取证工作，但是举报人的安全问题却得到了保障，降低了遭受打击报复的担心，进而使举报人勇于举报